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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中国和日本都兴师动众的朝鲜“壬午之变”，略说几句。

这个事件被称为“军乱”，的确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朝鲜李氏王朝已经现出日薄西山的征兆。政界的派系斗争无休无止，官吏压榨农民，腐败到了极点。而派系斗争的幕后，是清廷和日本牵着线。

自明代起，朝鲜奉中国为宗主国，所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明政府曾派军救援。明、清交替之际，朝鲜从旁观望，权衡双方的力量，先是向清交出人质，誓约服从，及至清兵攻明，要它出兵时，却又拒不从命。对此，清廷当然曾严加责问。

清太宗崇德六年（1641年），清军攻打明朝的锦州时，朝鲜派水军五千，供粮食万石，明确地表明了归附清廷的立场。到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清平定了中原，放还朝鲜人质，并将进贡的数额减掉一半儿，其后也时有减免。

魏源的《圣武记》中有记载：

朝鲜虽为外藩，实同内服。自康熙以后，国有大饥，则以海运漕粮赈之，国中讨贼，则颁万金以犒有功之将。

对于外藩，清政府采取不过于干涉主义，这种放任政策，使外藩实质上享有独立。就朝鲜而言，当初毋宁说朝鲜方面更想靠拢清政府，因为遇到灾荒，能得到紧急救济，连功臣的赏赐也给承担了。

可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露了马脚，其软弱无力已是路人皆知。在朝鲜内部，“投靠清朝绝非上策”的主张日益增强。恰恰从这时候起，日本因明治维新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有了实力，开始向朝鲜扩张。

日本依据1876年的《江华条约》，在釜山和元山设置了特别居留地。在居留地里，日本把持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享有进口免税的特权。于是，日本商社把大量的外国商品带进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手工业者。同时，日本商社囤积粮食，使米价成倍上涨，剥削平民。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企图把朝鲜军队日本化。

日本在朝鲜扶植亲日势力是必然的，亲日派自称“开化党”，多数是不满现状的人。他们把执政集团称作“事大党”，加以反对。而事大党一如既往，大都有依靠中国的思想。

由于日本插手，开化党的势力日见强大，事大党逐渐衰落。到1881年时，形势急转直下。

“壬午之变”就是试图把逆转的局势再逆转回来。发端是朝鲜民众的反日行动。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威、大仓建筑公司职员儿玉朝二郎、东本愿寺和尚莲元宪诚三人，在日本人居留地以外的安边府，被激愤的民众袭击，莲元当场死亡，大渊、儿玉身受重伤。

这时，唯恐天下不乱、虎视眈眈的是大院君李罡应。其父是第十六代仁祖的七世孙，从李氏朝鲜的王族来说，这是较远的一支，但成了第二十一代英祖之孙恩信君的继嗣之后，一下子近了起来。第二十五代哲宗一死，依照宗例，李罡应的次子李命福继承了王位，就是李太王。由于年幼，生父大院君摄政，从1864年至1873年，大权在握，为时十年，史称“大院君执政时代”。

大院君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行政组织到军制、文教，对旧制大动手术，修改户籍法，向两班（士族）征税。他的执政固然有进步的一面，但对外却采取攘夷、锁国主义，严厉镇压基督教。

大院君颇有才干，但过于独断专行，结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敌钻了空子。

他的政敌是李太王之妃闵氏一族。在大院君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妃子，是他亲自选定的，竟然忘恩负义。而闵氏一族认为：太王已经二十多岁了，总有个大院君这样的保护人，实在讨厌。外戚掌握实权，在朝鲜是合情合理的。

闵妃与胞兄闵升镐攻击大院君失政，鼓吹国王亲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摄政权。

这时大院君才五十三岁，年富力强，却被迫引退，所以此后九年间他一直是切齿扼腕，痛恨至极。名为国王亲政，实质是闵妃及其背后势力掌握了实权。

这时候，发生了反日骚乱。反日情绪最强烈的是军队。日本向朝鲜派了军事教官，企图使朝鲜军队日本化。旧式军队的官兵是最怕整编的。兵饷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粮食代替，发了一个月的饷金，但那粮食却是发了霉的。官兵们怒不可遏，拥到军资监殴打经办人员，并越级向武卫都统使控告，但毫无结果。

“壬午之变”被称作“军乱”或“军变”，就是因为暴乱的主力是军队。一年不发兵饷，好容易领到，却是霉米，所以官兵们忍无可忍了。这是自发的暴动，但伺机以动的大院君岂能放过它。

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