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体制（第3/7页）

王

由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乃是国家之构成单位，因此政体不论在整体上言还是在细节上言均以家庭为模式。家庭由自然供给其首领，即是父亲，家庭随父亲而生，随父亲而消失。但在众人所形成的社团中，并无自然的主人，而这社团又意在永不消失。在罗马，由于是由自由与平等的大丈夫所组成的国家，因此不可能有天意的贵族。因之，他们要从他们自己的阶级中指定一个“首领”（rex）、“司令”（dictator，独裁，狄克推多）和“人民的主人”（magister populi），使他在罗马人的社团中做一家之主。他的地位确实是如此，因为，在稍后时期，他的住处里或住处旁边，有一个永不熄火的灶，还有社团的储藏室，罗马的女灶神和罗马之家庭守护神；由这些表示出全罗马为一个大家庭，而他乃是其家长。国王的职位系由选举而得；但社团的人并没有对他忠心与服从之义务；后来，他召集能拿武器的自由民集会，要求他们效忠。于是，他获得了家长的权力，以此权力来君临整个社团，并也像家长一般，终身统治。他跟社团的众神相通，求问他们的意见，平息他们的愤怒，而男女教士也由他指派。他以社团之名跟外国人缔结的合约，对全人民均有约束力；尽管，在其他情况下，社团中的分子不受其跟非社团分子所订的合约之约束。不论平时战时，他的“命令”（imperium）都是全能的，因此，无论何时，当他公开露面，“使者”（lictores，字源为licere，意为“召”）都执斧与棍在他前方开路。只有他有权在自由民面前做公开演说，而公共金库的钥匙也由他保管。他像一家之主一样有纪律权与法律权。不遵从法律者，他下令惩罚，尤其是触犯军法者，由他下令鞭笞。一切罪犯的审讯，都由他做裁判，是生、是死或释放，他都有绝对处断权；他可以把一个自由民交与另一个，充任其奴隶；他甚至可以下令将自由民卖作奴隶，或者，换言之，把他流放。当他宣布某人死刑后，他有权让被判者向人民请求赦免，但他并非非运用此权不可。战时他召人民服役，并统领指挥军队；但由于身负重任，在火警焚起之际，他也必须亲临火场。

正如一家之主并非仅系家庭中权力最大者，而系唯一有权者，国王亦不仅是国家中第一有权者，也是唯一有权者。确实，他可以召集对圣事或法律事务有专长的人，成立一个团体，向他们求教，为了便于执行权力，他也可以把某些权力交托给别人，诸如跟自由民的沟通，战争的指挥，最不重要之事行事的决定权，犯罪的审讯；尤其重要者，是当他不得不出城时，他可以留下一个“城守”（praefectus urbi），作为他的“另一个自己”（alter ego）而秉具充分权力；但国王身边的一切治理权皆得自国王，而各行政官的职位均由他指定，任期则视其欢喜而定。最早时期，城守以及那些可能定期指派的“邪恶杀人犯之追踪者”（quaestores paricidii）和步兵与骑兵的“区队长”（tribuni，字源为tribus，意为“部分”）都只是国王的委任官，而非后期意义上的“长官”（magistrates）。法律上，对国王的权力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外加的限制；社团之主人在社团之内不能有任何裁判者，犹如一家之内不能有对一家之主之裁判者。他的权力只有死亡才可以告终。如果他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不仅是他的特权，而且可能也是他的义务），则自由民自动聚集，指定一个“暂时王”（interrex），此王只能留任五日，并且不得要求人民效忠。此王因系由无专长之人所指定，因此仅为非正式者，因而他不能指派新王；但他可指定第二个暂时王，而由后者来指定新王。当然，第二暂时王在做决定之前，可以跟自由民或元老议会商议，确定他所指派者能得彼等同意；但在选举新王之际，元老院并无正式合作之权，而自由民也只有在指定之后同意之。在法律观点上，新王永远而且绝对系由其前驱所指定者[1]。

因此，“新罗马以之为基础的众神之庄严祝福”，便从第一个王传下来；当权者虽然换人，国家的一体性却保持不变。在宗教上，罗马人的一体性由罗马的Diovis代表，在法律上则由君王，因此，他的服饰跟至高的神一样；即使在人人步行的城市中，国王战车均可奔行，而有鹰和象牙权杖，涂得粉红的脸，黄金的橡叶头圈，是罗马神和罗马王同样的。然而，把罗马政体认作是神权政体就错了，因为意大利人从来未把神与国王的观念混为一谈，这和埃及与东方是不同的。国王不是人民的神，说他是国家的拥有者倒比较正确。同样，罗马人并不认为神宠会特别赐予某个家庭，国王也无任何神秘之术以使其自己与他人资质不同；高贵的家族和跟往日的统治者的亲属关系，可以作为新统治者的优秀条件之一，但非必要条件；凡是身心健康而成年的罗马人，在法律上都有资格为王。国王只是一般自由民，由于他的优点与幸运，以及由于一国必须有主人，像一家必须有一样，乃把他置于一般主人之上，使他高于与他平等的人——这乃是置一丈夫于其他丈夫之上，置一战士于其他战士之上之举。儿子绝对遵从父亲而又不自认不如，自由民对统治者之态度亦然。这构成了对王权的道德约束与实际约束。不过，国王可以做出跟平等观念很不一致之事，而并不破坏该地之法律；他可以减少战士同胞的战利品之分量，他可以加重自由民的任务，他可以无理侵占自由民的财产；但设若他这样做，他便是忘了他的王权并非自神而来，而只是在神的同意下来自人民，他只是人民的代表；而设若人民也忘记向他的效忠之誓，则又还有谁支持他呢？法律上对国王也有限制，即国王只有权执行法律，而无权改变。事实上，每一项偏离法律的行动都得事先经人民集会同意，若无此同意，则成为暴政行为，无法律效力。因此，无论从精神或法律而言，罗马国王都跟现代的君主甚为不同。在近代生活中，找不到与罗马家庭和罗马国家中相当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