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第三十三（第3/4页）

李约瑟提出了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而且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很多？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萧伯纳见了鲁迅时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回答说：“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费正清1932年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成为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谐音。梁说：“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史沫特莱认为，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她说：“在我身上，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铭刻在我心中直到永远。”

赛珍珠曾讲过：世界上最美的人是中国人，最美的地方是中国农村的田野和村庄。1938年，在诺贝尔奖的奖台上，她说：“假如我不为中国人讲话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意义上是天性的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在朱德总司令的窑洞里，史沫特莱注视着像农民老大爷一样的总司令说：“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朱德惊讶地问：“为什么？”史沫特莱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中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离开中国后，奥登和依修伍德去了美国。他们写了一篇《给中国人民的信息》，发表于1939年4月的《远东杂志》上，信中说：“在近来的欧洲危机中，在你们看来似乎西方已经把中国遗弃了。这不是真的。在这些悲剧性的艰难日子里，我们想告诉你们，有这样一群英国人（不是少数）了解你们所英勇进行的斗争是为了自由和公正，每个国家都在为之奋斗。”“我们祈祷，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不论形势多么恶劣，都不要丧失对正义的信心，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是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希望。”

抗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他想拜见甘地受到英国人的阻挠。甘地给蒋介石写信，为“吾人所不能控制之环境”而不能相见深感惋惜，甘地说：“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乃千百年长久之损失。”蒋介石读信后悲伤不已，下决心与甘地见面。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受到热烈欢迎。罗斯福见到宋美龄即表示，当尽力援助中国，“上帝所能允许之事无不可办”。

1943年，费正清敏锐地判断出国民党已现颓势，不会久远。费正清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却适合中国。”他解释说：“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都是西方的独特产品，并不能移植到以农民为主体而又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

开罗会议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拜会蒋介石夫妇。丘吉尔问宋美龄：“你平时必想，丘某是一个最坏的老头儿吧？”宋美龄反问：“那请问，你自己是否为坏人？”丘吉尔表白：“我非恶人。”宋美龄回答：“如此就好了。”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因此被称为“纸老虎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