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第三十三（第2/4页）

傅兰雅曾对黄炎培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疾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我预命我的儿子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

英国作家毛姆曾讲述一外国人亨德森的故事。亨德森刚到上海，拒坐黄包车，盖其认车夫亦人类一分子，如此苦力服务，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其后因天热，急于赶路，他偶尔尝试此种属于退化之交通工具。当毛姆见到他时，他坐着黄包车，车夫拉他拉得大汗淋漓。当黄包车车夫差点错过一个拐弯的地方时，亨德森叫起来“在接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同时为了使他的话更有分量，他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1923年，司徒雷登第一次去东北见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司徒雷登的来意后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张作霖还把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京。

在中国的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他见到孙中山后，告诉别人：“孙逸仙是位哲学家。”

孙中山曾盛赞鲍罗庭“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去世前还由鲍罗庭与宋庆龄守在床边，托付了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孙中山弥留之际，还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当时国民党内便将鲍罗庭称为“亚父”。

罗素在中国停留了近一年，他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俄国革命的双重失望，来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他注意到中国的贫困，他后来说：“中国只要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他对中国的感情让人动容。“总的说来，我认为中国人是我遇到过的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他说，“当中国人以一种沉默的尊严冷对白种人的傲慢时，我们西方人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用以牙还牙的态度贬低自己的身份。”

杜威一度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

泰戈尔访问中国，使很多中国人以为泰戈尔带来了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就连孙中山也认为他是来“开展工作的”。但是泰戈尔一到上海便说：“余只是一诗人。”

泰戈尔离开上海的讲演，即其《告别辞》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熙熙攘攘利来利去的闹市。”

当蒋介石、冯玉祥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联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讲中说：如果你们在20岁时不做赤色革命家，那么在50岁时，将成不可堪的僵石。你们要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那么，你们才得在40岁时，不致有落伍的机会。

1932年1月7日，“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出台。当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称“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情势为合法，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他代表所订立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足以损害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的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及领土及行政完整，或违反国际间关于中国的制裁，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者，美国政府都无意承认”。

毕加索称张大千为“了不起的天才画家”，然后拿出用中国毛笔临摹的五大册中国画，毕加索说自己正在学习中国画法，请张大千指教。待张大千把画册全部讲解完毕，毕加索认真思索一会儿，盯着张大千的眼睛认真地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习艺术。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