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第三十二（第3/5页）

缪尔达尔说他自己：“我年轻时是一个最热心的‘理论’经济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起，“我就成了一名制度经济学家”。

“我很清楚我比父亲聪明得多。”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说这话时刚满18岁，他是一个走街串巷的乡村货郎，开始尝试用对比的方式对自身能力作出判断。与老沃森对其父亲的评价完全不同，小沃森终生保有对父亲的敬仰：“我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胜过父亲，但至少有一点，我的成功可以让人们这样说：将门无犬子。”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欧洲的很多犹太人都迁移过去；但策兰还是决定留在欧洲——他选择了定居巴黎。在给以色列亲戚的信中，他写道：“也许我是活到欧洲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终结的最后一个人。”

除号称“灵魂乐第一夫人”外，“灵魂歌后”的尊称更确切说明了艾瑞莎·弗兰克林在美国流行音乐的地位。从一个苗条的年轻女人到后来重达100公斤的身躯，艾瑞莎坦然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了保持别人希望看到的身材，经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可是，我从来就不想变成像模特儿一样的女人，我只是用心与灵魂唱歌的艾瑞莎。到现在为止，人们好像明白了这一点。”

作为家喻户晓的“阔嘴”明星演员，阿姆斯特朗有一条简单的信念。他说：“我从来不想探索证明什么哲理，只老想怎样搞好演出。音乐是我的生命，它高于一切。但音乐如果不为大众服务，它就没有一点意义。我为广大的听众活着，要到他们中去为他们提供美的享受。”

在就读于著名的三一学院时，贝克特的天分显露无遗，他的自恋也远远超过了别人：“多年来，我一直闷闷不乐，其实我是有意这么做的，尤其中学毕业进入了都柏林三一学院之后。我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容易接受他人，而且越来越瞧不起别人，甚至瞧不起自己。如果心灵中没有闪现过死亡的恐惧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我一定还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一定还目中无人，终日无所事事，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优秀了，优秀得别无选择了。”

卡萨尔斯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变，表现在1951年同慈善家和哲学家史怀哲的谈话上。史怀哲敦促他重返舞台时说：“创作比抗议好。”卡萨尔斯答道：“为什么不两者兼备呢？为什么不既创作又抗议呢？”

肯尼迪在1956年被提名为副总统的竞选中败北于对手。失败后，他乘飞机去欧洲休养。一天他在住房前晒太阳，他妹妹的前夫坎菲尔德刚巧从他面前经过。坎菲尔德问他为什么想当总统。“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干的事情。”肯尼迪漫不经心地说。

杜鲁门宣读讲稿，语调平板，密苏里口音浓重，但是，在搞竞选活动时，他却能打动听众。“有的总统伟大，有的总统不伟大。”杜鲁门在1959年12月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就是一个不伟大的总统，但是，”他又说道，“我自始至终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有一次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杜尚终其一生都在抑制一切人类自身的褊狭而造成的规矩和定义，他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轻松幽默的自由人生。他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他多次表示：“我非常幸福。”

保罗·格蒂年轻时即表现出贪婪和不择手段，他攻击父亲乔治的经营方法，批评父亲没有听他的劝告在俄克拉荷马建造储油库。他叫父亲用600美元贿赂印第安人理事会，以击败对手美孚石油公司，从而得到新泽西州的一块租借地的开采权。父亲告诉儿子说：“我宁愿保住我的600美元及我的诚实与名誉。”

美国数学家、后来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斯通曾经写了一本关于希尔伯特空间的书，他的父亲谈到自己的儿子时，总是自豪地说：“我困惑又很高兴，我的儿子写了一本我完全不理解的书。”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埃德尔曼学习过15年音乐，但他最终放弃音乐。他说：“我并没有音乐天赋，我有这方面的常识和经验，但没有天赋和灵感。”

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出乎意料的是，萨特宣布拒绝接受这一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他说：“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凯瑟琳·赫本像一只充满了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野生动物，龙行虎步，咆哮尖叫，她说：“我的身体中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