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第三十二（第2/5页）

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在这个研讨会中，有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有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

1932年3月，扎米亚京谈起自己的小说时说：“人们给我讲过波斯的一个关于公鸡的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入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了这只公鸡的头。小说《我们》看来也是这只波斯公鸡：问题以这种形式提得太早。”

去西班牙参加内战是自觉的行动，奥威尔曾向一位朋友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问：“为什么？”他答道：“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

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不少信，他对斯大林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鬈毛狗。”

托马斯·曼一直在德国慕尼黑生活和写作，希特勒当政之后，托马斯·曼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承认纳粹政权。他因此受到迫害，他知道在德国已没有生存的地盘，他自己将不得不离开德国，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说我是生就的殉难者，不如说我是命定的体现者。”

曾经有人认为本雅明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本雅明这样回答：“不，我并不是站在新时代的门口，我是站在最后审判的门口。”

德国对波兰宣战，意味着德国同欧洲世界的宣战。希特勒的秘书们注意到，希特勒并无那份信心，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有一人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丘吉尔表示应当全力帮助俄国，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是否是同流合污。丘吉尔回答：“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一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伍尔芙年轻时受到过精神创伤，她成人后非常厌恶甚至弃绝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她的丈夫尊重她的意愿，和她保持着没有性爱的夫妻关系。她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性格多变的她经常在脸上看出她内心的痛苦，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使她深受感动：“要不是为了他，我早开枪自杀了。”

海明威总是埋怨、嘲笑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葛莱丝为此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很长时间后葛莱丝才把信的抄件寄给丈夫，海明威医生读后称赞说，她的那封信是一个杰作。他将为这封信永远感到骄傲和自豪：“家庭生活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现实。要是你停止抱怨，为家人祈祷祝福，那么，生活海洋里的风暴比之我们所知道的风暴来就会少得多。”

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时说：“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1946年，指挥家瓦尔特想起他年轻时第一次到维也纳并得到认可的事，瓦尔特说：“我觉得我属于维也纳，我从前没有发觉这一点，现在知道了。从精神上说，我是维也纳人。”

蒙巴顿到印度时，首先接见尼赫鲁，他对尼赫鲁说：“尼赫鲁先生，我希望您不要把我看做结束英国统治的最后一任副王，而是前来为新印度开辟航道的首任副王。”尼赫鲁笑着回答老朋友说：“他们说您富有危险魅力，现在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1949年斯大林反犹期间，他的一位近亲被捕，近亲的妻子想方设法求见他。足足过了9个月，卡冈诺维奇才接见了她，没等她开口，就对她说：“您千万别以为，如果我能帮什么忙的话，我还会袖手旁观9个月；您必须懂得：太阳只有一个，剩下的不过是些可怜巴巴的小星星。”

面对人民的欢呼，年轻的艾薇塔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协助庇隆拯救黎民的女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将庇隆与人民拉近到心连心的距离。”

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说过：“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不愿待在家里，宁愿将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于不顾，她生来就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她无法脱离更大的社会生活，她不会因为孩子而缩小自己的视野，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