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第三十一（第3/5页）

1938年到1939年期间，意大利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看了卡拉扬指挥后，说：“我发现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指挥，他的音乐思想必将影响到后半个世纪。”

甘地的欧洲之行受到热烈欢迎。在巴黎，欢迎的人群黑压压一片，整个北站被挤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前来迎接他的群众发表讲话。在瑞士，他受到挚友、作家罗曼·罗兰的款待，莱芒牛奶工人工会主动要求为“印度之王”提供膳食。在罗马，面对甚嚣尘上的法西斯运动，他警告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将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冯·诺伊曼真正懂得历史，他对世界局势有着明确的分析。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认识到，要是纳粹的小伙子上台，德国科学就会在一代人之间破坏殆尽。希特勒独揽大权后，诺伊曼很悲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还预见到苏联是德国人的主要对手。他的朋友对法国修建的马其诺防线印象颇深，但他说：法国不顶事。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当时并未参战，他预言说，美国将在1941年参战。

1941年，伯恩斯坦进费城学习指挥。他引人注意的天才使一位朋友说：“伦尼是命中注定会成功的。”

1941年6月，希特勒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斯大林一度陷入绝望之中，他曾喃喃自语：“列宁缔造的国家毁在了我们的手上。”他打算给希特勒割让土地，为此与保加利亚大使接触，这个敌对国家的大使知道他的意图后，告诉斯大林的使者：“希特勒永远不会战胜俄罗斯人民的，请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忧。”

1943年，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在评价一家新公司时说：“我认为世界市场上或许只有5台计算机的需求量。”50多年后，IBM成了世界上最大个人计算机生产厂商。

1945年5月8日，朱可夫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在柏林接受了法西斯德国的投降。艾森豪威尔称赞他说：“有一天肯定会有一种苏联勋章，那就是朱可夫勋章。这种勋章将被每一个赞赏军人的勇敢、眼光、坚毅和决心的人所珍视。”

原子弹的问世使爱因斯坦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尽管没有爱因斯坦也能造出原子弹。厄多斯曾问爱因斯坦：“40年前你想到过你的质能方程会在你的有生之年得到应用吗？”爱因斯坦说：“我没料到。我曾想也许最终会得到应用，但没料到会那么快。”

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初版时，有人曾断言：“下一代人将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他自己则说：“我知道这是一本好书，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居然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在收容所里，戈林有一个别人比不上的嗜好，就是向人们吹嘘他昨天的辉煌地位和业绩。从一个逃亡者到帝国元帅，成为帝国二号人物，戈林有过他的骄傲，有过他的荣光，有过他的业绩，他说：“再过五六十年后，赫尔曼·戈林的铜像就会在德国重新竖立起来。”

即使在迪斯尼乐园获得成功以后，迪斯尼也拒绝考虑有人提出的见好就收的建议。他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想象力，迪斯尼乐园就永远不会完工。”

有人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就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1956年夏天，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布里托将一个孩子带到了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面前，并对他们说：“相信我，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这个孩子就是贝利。

毕加索给斯坦因画了一幅肖像，当时见到此画的人都十分惊讶，认为一点也不像斯坦因。毕加索说：“总有一天，她要长成这个样子！”多年后，斯坦因指着这幅肖像，对别人说：“瞧，他说得多么对，我现在终于长成这副样子了。这是我唯一的肖像，也是我永远的肖像。”

1963年，86岁的阿登纳遭遇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屈服于年轻的政治家们的压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两年后下台。一名长期以来的反对派想表示一下宽容，他对阿登纳说，他设法使西德在1954年被接纳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还是对的。阿登纳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然后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

1967年，尼克松的一个朋友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召见了沃尔特斯，问起尼克松。戴高乐说，他相信尼克松会当选总统的，尼克松和他“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他还说：“尼克松先生像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