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第二十一（第2/4页）

1934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的房间中，杜克大学的胡佛教授与凯恩斯共进晚餐时，看到胡佛小心谨慎地在搁架上挑选毛巾而避免弄乱其他毛巾时，凯恩斯用胳膊一扫一下就将两三条毛巾扫到了地板上。凯恩斯笑着对胡佛说：“我确信与你非常谨慎地避免浪费相比，我对于美国经济更加有用，因为通过弄乱这些毛巾可以刺激就业。”

大学毕业典礼前夕，格雷厄姆应聘债券推销商。当格雷厄姆起身准备离开时，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指着他，像个部长似的严肃地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如果你投机的话，你会赔钱的。永远记住这一点。”随着这句类似禁令的话，面试结束，“交易”完成，格雷厄姆的终生职业就此一锤定音。

1939年“一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为了防止纸币贬值，阿兰·图灵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换成了一个大银块，埋在了某个乡村的一棵树底下。后来战争结束了，但是图灵忘记把银子埋在哪儿了。

利奥·罗斯顿是美国好莱坞最胖的电影明星，他的腰围6.2英尺，体重385磅，走上几步路也会气喘吁吁。医生曾多次建议他注意节食，减少演出，如果再为金钱所累，将会危及生命。但罗斯顿不以为然地说：“人到世界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我虽然有很多钱，但我还要拼命地继续挣下去。因为，我太喜欢钱了。”

当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时，当局给了他相当的高薪，年薪1.6万美元，他说：“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给我少一点？给我3000美元就够了。”

出版商霍雷斯·利弗奈特独具慧眼，跟房龙签约。他们的合作历时10个年头。《文明的开端》的意外热销已经表明霍雷斯·利弗奈特的成功，也表明房龙的成功。而《人类的故事》引来书评界的一片欢呼并获得最佳少儿读物奖，该书共印了32版，房龙本人的收益也不少于50万美元。给这本书挑错的历史教授不禁发出感叹：“在房龙的笔下，历史上死气沉沉的人物都成了活生生的人。”

刘易斯·梅耶小时，家里主要靠收购废旧金属生活。那时小梅耶就表现出了出色的经商才能，他很会在收购废品的时候讨价还价，成为父亲的好帮手，也向父亲学了很多经商之道。10岁的时候，老师问他，假如有1000美元，你会拿它来干什么？他没有犹豫地说：“拿它来做生意。”

卡皮查对机械极其熟悉。有一次有个矿厂的电机坏了，最有经验的机工也无法将其修理好。矿主就以1000英镑的高价请卡皮查来修，卡皮查来看了看，拿起一把锤子，在电机某部位敲了一下，顿时这个电机就好了。矿厂主觉得这也太容易了，以至于不愿意付那1000英镑。卡皮查说：“敲那一锤子只值5英镑，找到那敲的部位，995镑。”

萧伯纳享誉世界后，美国电影巨头萨姆·高德温想买萧伯纳的电影版权：“您的戏剧艺术价值很高，但我想如果能把它们搬上银幕，全世界都会被你的艺术所陶醉。”萧伯纳很高兴他们能够合作，但他们因为价格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最后以萧伯纳拒绝出卖版权结束。萧伯纳说：“问题很简单，高德温先生，您只对艺术感兴趣，而我只对钱感兴趣。”

凯恩斯说：“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的。”熊彼特却认为，从长远看，资本主义使得社会更加富裕。资本主义是被“不断摧毁旧结构，不断创造新结构的”“创造性破坏”所推动的。企业家是燎原之火的火星，把新技术带进市场，把新管理引入公司，把新制度带给社会。由此熊彼特清晰展示了他的“企业家—创新—创造性毁灭”的理论构架，他把企业家描述为被“寻求个人王国的梦想和意志”推动的人。

索尼公司创造市场的秘诀就是不断开发新产品，以新制胜。索尼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不惜投入创新的过程。多年来，盛田昭夫领导下的索尼公司每年保持6％的开支用于研究发展新产品，有些年多达10％，比如1991年该公司用于研究开发的预算达15亿美元。盛田昭夫说：“我们的计划是用产品领导潮流，而不是问需要哪一种产品。”

袭击珍珠港后，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在海上继续搜寻猎物，他的好运还在继续。一时间，山本成了“帝国英雄”，有人对他说：“这回您可以晋爵可以当元帅了。”山本答曰：“这些没意思，如果真要奖励我的话，就给我在新加坡买一块地，开了一个大赌场，把全世界上的钞票都赚到日本来。”

困扰了奥威尔大半辈子的金钱问题，随着1949年6月出版的《1984》在大西洋两岸畅销而有了起色。英国已经卖出2.5万册，大笔版税收入也从美国源源而来。奥威尔出名了，有钱了。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月，他的财产大约有1.2万英镑（当时平均周薪还远低于10英镑）。他评论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一句话也是他本人的命运：“他一生都在从事为他人作嫁衣的卖文生涯，最后终于达到可以不再抢时间写作时，马上就不幸亡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