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第十八(第3/5页)

在列维-施特劳斯30岁到40岁的10年,即从1938年到1948年,正是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人类在此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政治与战争事件不可能不对列维-斯特劳斯有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停留在外部世界,他从一份被遗弃在草棚里的报纸上得知签定了慕尼黑协定,对此他后来这样平静地写道:“这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我远在他乡,无从观察,我对印第安人远比对世界局势更关心。”

“二战”结束后,卡萨尔斯宣布凡与纳粹有暧昧关系的国家,他不再去演出。唯一例外是德国的波恩,因为那里有贝多芬故居。卡萨尔斯说:“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就是对我的侮辱。”

在服刑期间,戈林一直与一名精神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在一起,吉尔伯特负责战犯与审判人员之间的沟通。吉尔伯特写过《纽伦堡审判》一书,书中说,戈林对审判不满,否认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但在一次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作完证言后,旁边的人听见戈林说:“天哪!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消除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数学天才柯尔莫果洛夫总是以感激的口气提到斯大林:“首先,他在战争年代为每一位院士提供了一床毛毯;第二,原谅了我在科学院的那次打架。”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凯恩斯的回答是:“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有一位印度物理学家访问剑桥,有幸在吃饭时见到了狄拉克。他寒暄着对狄拉克说,今天的风很大,狄拉克半天没有反应。正当他以为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狄拉克时,后者突然离开座位,走到门口,打开门,伸头到门外看了看,走回来,对印度人说:“对。”

有一次,一个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组曲的大提琴学生对帕布罗·卡萨尔斯说:“我想就像这样。”“不能想,”这位著名的大提琴家回答道,“最好是去感觉。”卡萨尔斯强调对作曲者的意图的内心感受,这样他就能以一种颇为笨拙的乐器的琴弦表现发光的人类音乐。

施温格曾跟奥本海默共事。有一次,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找奥本海默请教一个问题,奥本海默让他们回去自己演算。当天施温格自己演算了一夜,算出了结果。过了半年,那两个人回来了,高兴地把结果拿给奥本海默看,奥本海默就对施温格说,你不是早就算出来了吗,你去对一下吧。当得知只差了一个因子时,奥本海默转身就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赶快回去,找找看哪里少了个因子。”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如果给日本士兵发几片药,告诉他们每天服3次,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他认为,日本天皇是“胜过20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如果对天皇进行惩罚,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有一次,英国的阿斯特小姐问斯大林,为什么他要镇压500万富农。斯大林问她知不知道英国高速公路上每年有多少人丧命。当阿斯特回答说数目巨大时,斯大林问道:“那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一次维纳乔迁,妻子前一天晚上再三提醒他。她还找了一张便条,写上新居地址,并换下旧房钥匙。第二天维纳带着字条和新钥匙上班。白天恰有一人问他数学问题,维纳把答案写在字条的背后给了人家。晚上维纳回到旧居。他很吃惊,家里没人。门打不开,从窗子望进去,家具也不见了。他只好在院子里踱步,当他发现街上跑来一小女孩:“小姑娘,我真不走运。我找不到家了,我的钥匙不进去。”小女孩说道:“爸爸,没错。妈妈让我来找你。”

冯·诺依曼的心算飞快。曾有几位科学家一起研究数学问题,一位科学家把计算机带回家算出了结果(五种结果)。第二天,大家想见识一下冯·诺依曼的“神算”,只见他眼望天花板,不言不语,过了5分钟,说出了前四种,又沉思了5分钟,说出了第五种。大家都说:“还造什么计算机,冯·诺依曼的大脑就是一台超高速计算机。”

在伍尔芙看来,一个完美的人应同时具有阳刚和阴柔的气质。她见过太多的男性精英,如诗人艾略特,哲学家罗素,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等,让她想摆脱自己的女性身份,但当她登上一定的台阶后,再回头看男性,她又发现男性身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她提出:“真正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