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第十八（第3/5页）

在列维－施特劳斯30岁到40岁的10年，即从1938年到1948年，正是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人类在此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政治与战争事件不可能不对列维－斯特劳斯有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停留在外部世界，他从一份被遗弃在草棚里的报纸上得知签定了慕尼黑协定，对此他后来这样平静地写道：“这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我远在他乡，无从观察，我对印第安人远比对世界局势更关心。”

“二战”结束后，卡萨尔斯宣布凡与纳粹有暧昧关系的国家，他不再去演出。唯一例外是德国的波恩，因为那里有贝多芬故居。卡萨尔斯说：“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就是对我的侮辱。”

在服刑期间，戈林一直与一名精神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在一起，吉尔伯特负责战犯与审判人员之间的沟通。吉尔伯特写过《纽伦堡审判》一书，书中说，戈林对审判不满，否认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但在一次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作完证言后，旁边的人听见戈林说：“天哪！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消除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数学天才柯尔莫果洛夫总是以感激的口气提到斯大林：“首先，他在战争年代为每一位院士提供了一床毛毯；第二，原谅了我在科学院的那次打架。”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凯恩斯的回答是：“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有一位印度物理学家访问剑桥，有幸在吃饭时见到了狄拉克。他寒暄着对狄拉克说，今天的风很大，狄拉克半天没有反应。正当他以为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狄拉克时，后者突然离开座位，走到门口，打开门，伸头到门外看了看，走回来，对印度人说：“对。”

有一次，一个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组曲的大提琴学生对帕布罗·卡萨尔斯说：“我想就像这样。”“不能想，”这位著名的大提琴家回答道，“最好是去感觉。”卡萨尔斯强调对作曲者的意图的内心感受，这样他就能以一种颇为笨拙的乐器的琴弦表现发光的人类音乐。

施温格曾跟奥本海默共事。有一次，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找奥本海默请教一个问题，奥本海默让他们回去自己演算。当天施温格自己演算了一夜，算出了结果。过了半年，那两个人回来了，高兴地把结果拿给奥本海默看，奥本海默就对施温格说，你不是早就算出来了吗，你去对一下吧。当得知只差了一个因子时，奥本海默转身就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赶快回去，找找看哪里少了个因子。”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如果给日本士兵发几片药，告诉他们每天服3次，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他认为，日本天皇是“胜过20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如果对天皇进行惩罚，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有一次，英国的阿斯特小姐问斯大林，为什么他要镇压500万富农。斯大林问她知不知道英国高速公路上每年有多少人丧命。当阿斯特回答说数目巨大时，斯大林问道：“那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一次维纳乔迁，妻子前一天晚上再三提醒他。她还找了一张便条，写上新居地址，并换下旧房钥匙。第二天维纳带着字条和新钥匙上班。白天恰有一人问他数学问题，维纳把答案写在字条的背后给了人家。晚上维纳回到旧居。他很吃惊，家里没人。门打不开，从窗子望进去，家具也不见了。他只好在院子里踱步，当他发现街上跑来一小女孩：“小姑娘，我真不走运。我找不到家了，我的钥匙不进去。”小女孩说道：“爸爸，没错。妈妈让我来找你。”

冯·诺依曼的心算飞快。曾有几位科学家一起研究数学问题，一位科学家把计算机带回家算出了结果（五种结果）。第二天，大家想见识一下冯·诺依曼的“神算”，只见他眼望天花板，不言不语，过了5分钟，说出了前四种，又沉思了5分钟，说出了第五种。大家都说：“还造什么计算机，冯·诺依曼的大脑就是一台超高速计算机。”

在伍尔芙看来，一个完美的人应同时具有阳刚和阴柔的气质。她见过太多的男性精英，如诗人艾略特，哲学家罗素，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等，让她想摆脱自己的女性身份，但当她登上一定的台阶后，再回头看男性，她又发现男性身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她提出：“真正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