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第十五（第2/4页）

福特12岁那年春天，母亲突然病逝。但母亲的一句箴言永远铭刻在福特的心里，成了他一生创业精神的宗旨：“你必须去做生活给予的不愉快的事情，你可以怜悯别人，但你一定不能怜悯自己。”

希腊诗人塞弗里斯对政治有一种疏离感。1935年，正是政治理想主义的高潮期，诗人写诗说：“我的两手失去又回到我身上，这时已经残废。”有人说，这是一种“忧郁的远离”，其实正是人道主义的回归。多年以后，另一位诗人米沃什将20世纪的历史凝炼成一句话：“这是一个理想介入行动的世纪，然而当世纪结束时，行动依然存在，我们却不再拥有理想。”

在弗洛伊德35岁生日的时候，父亲给他送了一本《圣经》，并在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下面一段话：“亲爱的儿子：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7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圣经》。如今，当你35岁生日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纪伯伦曾经用一幅画描绘了母亲临终前的瞬间，题为“走向永恒”。他后来说：“我的母亲，过去、现在仍是在灵魂上属于我。我至今仍能感受到母亲对我的关怀，对我的影响和帮助。这种感觉比母亲在世的时候还要强烈，强烈得难以测度。”

爱因斯坦的父亲和杰克大叔去清扫一个大烟囱。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都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爱因斯坦的父亲身上连一点烟灰也没有。爱因斯坦的父亲看见杰克大叔的脏模样，就到附近的小河里洗了又洗；而杰克大叔看见了爱因斯坦父亲干干净净的样子，就只草草洗了洗手，然后大模大样地上街了。爱因斯坦的父亲后来说：“其实，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如果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

本雅明小时候总会有小灾小难发生，每当此时，他母亲总是说：“笨拙先生向您致意。”

罗素喜欢数学和哲学，但最早喜欢的是数学。在他小时候，家里气氛十分严肃，特别讲究规矩和清教徒的美德，而且不许怀疑，于是罗素只好去喜欢数学，理由是“数学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数学没有伦理内容”。后来喜欢上哲学，长辈们很不以为然，总是说：“什么是精神？那绝不是物质。什么是物质？那绝不是精神。”罗素在《记忆中的人物》里写道：“这句话听了五六十遍之后，我就不觉得可乐了。”

冯·诺依曼小时候，在化学和数学上都很出色，他的父亲不知道究竟让孩子成为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或者其他。他就找到当时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西格尔，花了很多钱安排他和小诺伊曼对话，他问西格尔：“你觉得他更适合做什么？”结果这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回答说：“他懂的数学比我还要多……”

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小时候，觉得父亲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他看不起她，认为她外貌丑陋，天资愚笨。同样，她也感到母亲偏爱哥哥，对她十分冷落。小霍妮的童年生活很不快乐。9岁时，她改变了生活态度，她说：“如果我不能漂亮，我将使自己聪明。”霍妮12岁时，因为治病而对医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她就萌发了当一名医生的决心。

威尔·杜兰在12岁的时候被母亲送去教会学校，她希望“这个整天调皮捣蛋、满口胡言乱语的孩子变成一个优秀的传教士”。结果，杜兰不但没有成为传教士，还因为写了一篇对宗教不敬的文章《宗教的起源》而被逐出教门。他在19岁的时候就对基督教有了自己的认识，他说那“不过是成百种宗教信仰中的一种，它们都宣布说自己能实现人类的拯救并普及真理”。

茨威格一生中结识过许多当时欧洲的名人，比如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雕刻家罗丹，法国作家法朗士、纪德和罗曼·罗兰，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等等。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青年茨威格的精神偶像，他们对正在成长之中的作家产生了极大影响。茨威格本人则说：“……我的内在教育始之于与我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维尔哈伦、罗曼·罗兰、弗洛伊德、里尔克的友谊。”

有一天早晨，冯·诺依曼从普林斯顿的家里驱车出发到纽约赴约会，车快到时，他又打电话回来问他妻子克拉拉：“我上纽约去干什么？”

居里夫人淡泊名利。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她家做客，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她的金质奖章，对她说：“居里夫人，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回答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看得太重，否则就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