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伤第十四（第2/5页）

1933年冬，安德烈·普宁因“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该奖最沉闷的一次颁奖仪式上，普宁以法国公民身份对着话筒说：“自诺贝尔奖成立以来，你们终于把这份奖颁给了一名流亡者。”

列宁去世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主张让列宁入土为安。但党作出决定，将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后，放进水晶棺里，供人参观。克鲁普斯卡娅最后一次走进列宁陵墓，孤身一人在水晶棺旁伫立良久，叹了一口气：“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可我已经老了……”

朋霍费尔同马丁·路德·金一样，也是甘地的追随者。“登山宝训”作为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甘地所崇奉，也被朋霍费尔当做座右铭，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1934年，在丹麦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上，有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是：“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

1934年，霍克海默发表《黄昏》，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凄惶心境：“谁看到帝国主义的不公正，谁就会把苏联视为克服非正义的尝试。即便出现失利，他仍怀抱希望。”

1934年，爱伦堡在巴黎的街道上遇到诗人巴尔蒙特，看到他独自一人走着，老态龙钟，穿一件破旧的外衣。诗人和先前一样披散着满头长发，但头发已经不是火红色，而是白色的。诗人认出了爱伦堡，向他问好。爱伦堡回答说，他不久以前才从莫斯科来。诗人活跃起来：“请问，那里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读我的诗吗？”爱伦堡撒谎说：“当然记得。”诗人微微一笑，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爱伦堡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可怜的、被贬黜了的帝王。”

军人约瑟夫·毕苏斯基凭借他的精明强干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用他的铁腕加固国家机器，对外打败了强大的苏联红军，对内强化了波兰经济和工业实力。他被人称为“波兰的克伦威尔”。在他的统治下，波兰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1935年毕苏斯基病死，希特勒私下对亲信说：“波兰最可怕的人死了，从此这个国家不足为患了。”

西蒙娜·薇依曾坚定地认为：“历尽了数月的黑夜，我蓦然醒悟，并且永远相信，不管什么人，即使天资等于零，只要他渴望真理并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就会进入这个天才所有的真理王国。”面对现实，她又伤感地说：“只有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变得遥不可及时，我们才热爱它。”

布哈林《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变成了“一部使用的大概是中世纪方法的恶魔的机器”，它干着自己的卑鄙龌龊的勾当，“以满足至少是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同时，布哈林也向“党的未来领导人”保证，他在最后的七年“与党没有丝毫的分歧”，他也“没有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企图”。

戈培尔说过：“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他的名言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本－古里安感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走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而是在一根头发丝上。”

1941年6月22日，在得知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命令手下打电话给德国使馆。德国使馆回答，舒伦堡大使正紧急求见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于是莫洛托夫便忙着赶到外交部去。莫洛托夫在外交部接见了舒伦堡大使，后者生硬地向他宣布，德国与苏联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莫洛托夫愤慨地结结巴巴地（他是个结巴）质问对方：“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活该受此惩罚？”

1941年8月，茨维塔耶娃带着她16岁的儿子到处流浪，她无依无靠又重病缠身。为了活命，她向当地作家协会的食堂要求当一名洗碗工，遭到拒绝。绝望之中，她自缢身亡。她给儿子留下了遗言：“小穆尔，请原谅我……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她的女儿）——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绝境。”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本雅明造成致命一击。他悲叹：“何以是这种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本该看到人类最重大问题的解决！”希望破灭后，他仍不愿直接批评苏联，便把罪名归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