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第十三（第4/6页）

亨利·卢斯是新闻巨头，与此同时人们奉送他的称号还有：“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教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卢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时代》周刊所创造的词语已成为当今美国英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

1970年，当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称赞他：“在提升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称为是“最后一位百科全书似的经济学家”。

海德格尔曾经得意地说：“人们说海德格尔是一只狐狸。”

英国人李德哈特有“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教皇”之称，一位法国国防部长称赞说：“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不仅是部卓越的军事分析巨著，同时也是一本富于同情心和独创思想的作品。不管将来的变化是怎样，李德哈特的军事家令名却已是确定了……我们对于他的历史知识，他的广泛世界战略观念，他在阐明战争原理时所使用的优美笔调，都是应该望风下拜的。”

萨特说切·格瓦拉：“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有人为此评说：萨特的理论中包含一种观点，“庸庸碌碌地活着等于白活”，格瓦拉的一生没有光阴虚度，他生如朝花之绚烂。萨特的理论中包含另外一种观点，“人的命运是自己选择的”，格瓦拉选择了战斗不止，从暴力美学的视点，他死如秋山之静美，让无数的崇拜者在纪念大会上满含着热泪。

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曾说，戈尔达·梅厄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尼克松加强了蓬皮杜的观点，他认为梅厄夫人是自己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

1977年8月16日，“猫王”普莱斯利去世。两天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规模庞大：一口白色的棺材，17辆白色的高级轿车以及5万名前来悼念的歌迷。有人说：“虽说后生可畏，其中不乏有力的竞争者和觊觎‘王位’的人，但他的王者地位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

聂鲁达认为博尔赫斯是拉美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他说：“博尔赫斯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在侵略越南的人。我和博尔赫斯的争论是在和平中进行的。我们之间的差异是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造成的。”

1980年4月15日，在萨特葬礼的当天，阿隆发表悼文，既向萨特致敬，亦对他作出评价：“萨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伦理学家，又是一位曾经在政治丛林里迷失了方向的伦理学家；尽管他受到革命绝对主义逻辑的影响，写了一些关于暴力的文章……但他从来没有向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批判的暴力社会低头，他最终认为，这种社会不适合于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

亨利·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在法国，他是个孤独的声音，直到晚年，法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他们长期的左翼情结里恢复过来，进而发现他们中有位伟大思想家依然健在，能够给他们以领导和鼓励。”

苏珊·桑塔格说本雅明：不左不右，是个生不逢时的末代文人，是“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末日审判，带着他所有的残篇断简，为精神生活作出辩护”。

卡尔·多伊奇说：“虽然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人物，但作为一位德国思想家，他的根却深深驻扎在德国传统之中。他的作品乃是一个由思想家和诗人所组成的深层德国继续存在的活生生的证明。他的作品蕴含在伟大的德国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将渊博的知识与丰厚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

尼克松曾经这样评价李光耀：“他如果处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性的人物。”

亨利·基辛格这样评价盛田昭夫：“我感到日本人不太容易沟通。他们一旦走出自己的圈子，需要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有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力。盛田昭夫是个例外。尽管他是个非常爱国的日本人，一个坚定的日本观念捍卫者，但他能够以一个非日本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外交能力的日本人。”

葛培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著名的牧师，知名度不亚于任何电影明星。从哈里·杜鲁门到小布什，11位美国总统，都把他视为良师益友。老布什说：“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找过他……在我看来，他的影响远远大于帮我解决某一个问题。他能温暖我的灵魂，能提醒我人生更重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