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第十(第2/5页)

巴顿很欣赏布莱德雷的才干,但总觉得布莱德雷做事太“磨叽”,而布莱德雷虽然对巴顿的勇猛很赞赏,但又认为巴顿太“兵痞”,当巴顿脾气发作骂骂咧咧的时候,布莱德雷总在旁边说:“行啦,还是少说两句吧。”

物理学家泡利自己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觉得我是一个革命者。我当时觉得,物理里有重大的难题来的时候,我会解决这些难题的。后来,重大的问题来了,却被别人解决了。”由于泡利较少地看到他人观点中的优点,较多地注意他人观点中的缺点,因此他有个口头禅,每次发言他总要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他似乎跟别人不相容,对此有人戏称为“泡利的第二不兼容原理”。

居里夫人的年薪已增至4万法郎时,但她照样“大方”。她每次从国外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宴会上的菜单,因为这些菜单都是很厚很好的纸片,在背面写字很方便。有人说居里夫人一直到死都“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

1937年,还是无名的尤瑟纳尔跟成名的弗吉尼亚·伍尔芙见面。尤瑟纳尔写伍尔芙:“我不相信我在犯错……伍尔芙是英语造诣最高的四五位作家之一。我甚至相信,尽管有很多与此相反的迹象,到2500年,还是会有一些心灵,有足够觉悟,珍视她的艺术的微妙。”伍尔芙则说:“她穿黑裙子,上面有可爱的金叶子;肯定有过过去;多情;智性;一年一半时间住在雅典。红嘴唇。精力充沛;工作的法国女性;就事论事;智性……”

维特根斯坦喜欢深思,然后宣布他的答案:“就好像其解答是沙皇颁布的告令似的。”罗素责备他没有提供出其结论背后的根据,维特根斯坦惊嚷道:“送给别人玫瑰花时难道也要将玫瑰花的根和茎一并送上吗?”

考古学家柴尔德先后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是史前考古领域的权威。在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保守的考古学家们说,尽管柴尔德倾向于左翼政治,但他是非常真挚的,他没有完全超脱肉体感官的享受。柴尔德是科学协会的会员,而又似乎很欣赏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

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许多人当面叫他小弗莱,背后则嘲笑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苏格兰老古董”。有一天,实验室主任赖特爵士主持例行的业务讨论会。一些实验工作人员口若悬河,哗众取宠,唯独小弗莱一直沉默不语。赖特爵士转过头来问道:“小弗莱,你有什么看法?”“做。”到了下午5点钟,赖特爵士又问他:“小弗莱,你现在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茶。”原来,喝茶的时间到了。这一天,小弗莱在实验室里就只说了这两个字。

出版家卢斯认为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他说:“任何新闻学的歪曲或扭曲都是为了上帝和耶鲁。”

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有两个外号,蒋介石叫他“土匪原”,西方叫他“东方的劳伦斯”。他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几乎无所不通,熟读《三国》、《水浒传》,了解中国民族性。土肥原重信义、尚承诺也很有名。抗日名将马占山即认为土肥原不骗人;宋哲元评价土肥原说话算话;德王痛骂日本人时如果扯到土肥原上,则说:“他懂,他懂,他说话算话。”他自己则认为阴谋只是一种技术,使用越少越好,最大的谋略就是诚心,彻头彻尾的诚心诚意,推心置腹。

俄国物理学家伽莫夫取得成果后,玻尔让他去英国向卢瑟福请教。不过玻尔告诫他说,他向卢瑟福介绍原子核嬗变的量子理论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这位老头一点儿也不喜欢标新立异,他有句口头禅:“一个理论只有简单到连酒吧间招待也能明白,那才是好理论。”

建筑家勒·柯布西耶一生游移于古典主义、机器文明、民俗文化三者的矛盾冲突与融合之中,探索如何通过具体的建筑形式和空间构成,超越实用功能的狭隘观念,追求诗学的美的理念,最终是要创造并实现人类的和谐生活。他说:“除了钢铁、混凝土,还需要用爱来建造。”

由于“二战”的悲惨经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来过着单调的生活,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那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人称做“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甘地曾于1931年在伦敦会见过萧伯纳。甘地遇刺后,萧伯纳在唁电中说: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多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