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第十（第2/5页）

巴顿很欣赏布莱德雷的才干，但总觉得布莱德雷做事太“磨叽”，而布莱德雷虽然对巴顿的勇猛很赞赏，但又认为巴顿太“兵痞”，当巴顿脾气发作骂骂咧咧的时候，布莱德雷总在旁边说：“行啦，还是少说两句吧。”

物理学家泡利自己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觉得我是一个革命者。我当时觉得，物理里有重大的难题来的时候，我会解决这些难题的。后来，重大的问题来了，却被别人解决了。”由于泡利较少地看到他人观点中的优点，较多地注意他人观点中的缺点，因此他有个口头禅，每次发言他总要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他似乎跟别人不相容，对此有人戏称为“泡利的第二不兼容原理”。

居里夫人的年薪已增至4万法郎时，但她照样“大方”。她每次从国外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宴会上的菜单，因为这些菜单都是很厚很好的纸片，在背面写字很方便。有人说居里夫人一直到死都“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

1937年，还是无名的尤瑟纳尔跟成名的弗吉尼亚·伍尔芙见面。尤瑟纳尔写伍尔芙：“我不相信我在犯错……伍尔芙是英语造诣最高的四五位作家之一。我甚至相信，尽管有很多与此相反的迹象，到2500年，还是会有一些心灵，有足够觉悟，珍视她的艺术的微妙。”伍尔芙则说：“她穿黑裙子，上面有可爱的金叶子；肯定有过过去；多情；智性；一年一半时间住在雅典。红嘴唇。精力充沛；工作的法国女性；就事论事；智性……”

维特根斯坦喜欢深思，然后宣布他的答案：“就好像其解答是沙皇颁布的告令似的。”罗素责备他没有提供出其结论背后的根据，维特根斯坦惊嚷道：“送给别人玫瑰花时难道也要将玫瑰花的根和茎一并送上吗？”

考古学家柴尔德先后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是史前考古领域的权威。在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保守的考古学家们说，尽管柴尔德倾向于左翼政治，但他是非常真挚的，他没有完全超脱肉体感官的享受。柴尔德是科学协会的会员，而又似乎很欣赏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

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许多人当面叫他小弗莱，背后则嘲笑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苏格兰老古董”。有一天，实验室主任赖特爵士主持例行的业务讨论会。一些实验工作人员口若悬河，哗众取宠，唯独小弗莱一直沉默不语。赖特爵士转过头来问道：“小弗莱，你有什么看法？”“做。”到了下午5点钟，赖特爵士又问他：“小弗莱，你现在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茶。”原来，喝茶的时间到了。这一天，小弗莱在实验室里就只说了这两个字。

出版家卢斯认为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他说：“任何新闻学的歪曲或扭曲都是为了上帝和耶鲁。”

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有两个外号，蒋介石叫他“土匪原”，西方叫他“东方的劳伦斯”。他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几乎无所不通，熟读《三国》、《水浒传》，了解中国民族性。土肥原重信义、尚承诺也很有名。抗日名将马占山即认为土肥原不骗人；宋哲元评价土肥原说话算话；德王痛骂日本人时如果扯到土肥原上，则说：“他懂，他懂，他说话算话。”他自己则认为阴谋只是一种技术，使用越少越好，最大的谋略就是诚心，彻头彻尾的诚心诚意，推心置腹。

俄国物理学家伽莫夫取得成果后，玻尔让他去英国向卢瑟福请教。不过玻尔告诫他说，他向卢瑟福介绍原子核嬗变的量子理论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这位老头一点儿也不喜欢标新立异，他有句口头禅：“一个理论只有简单到连酒吧间招待也能明白，那才是好理论。”

建筑家勒·柯布西耶一生游移于古典主义、机器文明、民俗文化三者的矛盾冲突与融合之中，探索如何通过具体的建筑形式和空间构成，超越实用功能的狭隘观念，追求诗学的美的理念，最终是要创造并实现人类的和谐生活。他说：“除了钢铁、混凝土，还需要用爱来建造。”

由于“二战”的悲惨经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来过着单调的生活，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那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人称做“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甘地曾于1931年在伦敦会见过萧伯纳。甘地遇刺后，萧伯纳在唁电中说：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多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