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第八（第3/5页）

德国吞并奥地利当天，红衣主教英尼泽划着十字向希特勒表示问候，并说，只要教会能保持其自由，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们就会“变成大帝国的最忠实的儿子。在庄严的今天他们已被带回大帝国的怀抱”。据说，听到这位红衣主教的爱国言论希特勒很是高兴，希特勒热烈与他握手，“保证他要什么给什么”。

“二战”期间，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要打仗了，真是的，该死的战争，诅咒你，不能让我的晚上好好快乐，不能让我在明媚的阳光下打高尔夫！”而他此前在公众场合上的话是：“战争，无疑是一个意大利人高贵血统中最珍贵最本质的部分！为了战争，欢呼吧，伟大的罗马人！”

奥威尔为了体验穷人的生活，曾经伪装成酒醉的流浪汉，去辱骂一个警察。他想被抓到监狱里去，以便尝尝跟穷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滋味。但是那个警察从他醉酒后的口音中，一下子听出这个身披借来的破烂衣服的醉鬼是一个出身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他没有上钩，而是善意相劝，叫奥威尔乖乖地回家去。奥威尔说：“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

为了争取法军归顺，试图“兵不血刃”地取得战役成功，英美策划营救出被囚禁的法国将军吉罗，并将其送到直布罗陀盟军司令部。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墨菲也积极争取北非法国驻军首领魏刚和朱安等法军将领。这些法国军人本来就不愿为德军打仗，魏刚曾对墨菲说过：“假如你仅仅带1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20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

贵族出身的作家阿·托尔斯泰回到苏联后，受到政府的青睐，无产阶级政府甚至准许他留用过去的仆人。据说，阿·托尔斯泰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1945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国葬。

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当面对魏茨曼说：“我一生都爱你，毫无疑问，你是值得整个犹太民族尊敬和爱戴的。”但他背后又常常说魏茨曼的坏话，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揶揄挖苦，说魏茨曼“长相邋遢”，“缩头缩脑”，讲话“谎话连篇”，为人“恬不知耻”等等。

1946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开展一场以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为靶子的批判运动。法捷耶夫在批判大会上作报告，他严厉谴责两位作家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还批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可是几天后他同爱伦堡聊天时忽然说：“你想听听真正的诗歌吗？”接着便朗诵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

本尼迪克特谈到日本人曾说：“只要有天皇下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日本天皇下令，他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最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盟军与达尔朗达成协议一事在英美国内以及在自由法兰西的拥护者中引起了强烈不满。罗斯福遂于11月18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两天后罗斯福又对记者引用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声名狼藉的达尔朗哀叹自己“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波兰数学家伯格曼离开波兰后，先后在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工作。他不大讲课，生活支出主要靠各种课题费维持。他的外语得不到锻炼，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很晦涩。伯格曼本人从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会讲12种语言，英语最棒。”事实上他有点口吃，无论讲什么话别人都很难听懂。有一次他与波兰的另一位分析大师用母语谈话，不一会儿对方提醒他：“还是说英语吧，也许更好些。”

1944年底，欧洲战事行将结束。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继续研制这种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必要性。实验物理部主任威尔森就此问题和奥本海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建议，举行一个正式的会议来公开讨论原子弹是否必要的问题。威尔森发现奥本海默面有难色：“他建议我们说点别的什么，因为他不想让那些安全人员来找我的麻烦。”

1946年8月14日，当时的苏共中央作出决议，严厉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