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第五（第3/5页）

死于集中营之中的安妮·法兰克因日记而为世人所知。著名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认为，日记描写的内容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爱因斯坦有一次和儿童心理学大师让·皮亚杰进行了一次关于儿童游戏的对话。在听完了皮亚杰有关儿童游戏研究的介绍之后，爱因斯坦深深地为其中包含的那些隐秘而深刻的生命内容和文化信息所震撼，他感慨地说：“看来，认识原子同认识儿童游戏相比，不过是儿戏。”

继《卡萨布兰卡》之后，鲍嘉又一次被提名为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也许是想起拍《非洲皇后号》时深入热带丛林的千辛万苦，他说：“从刚果腹地到好莱坞潘提吉斯剧院相隔万里之遥，我很乐意告诉大家，我宁愿待在这里。”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马斯洛承认，是桑代克使他觉得自己成了“重要人物”。当他在学术上遭到谁的反对想打退堂鼓时，会在半夜醒来，叫道：“老天爷，我可比他聪明！”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发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区分了四种罪行：刑事罪、政治罪、道德罪、形而上学的罪。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形而上的罪感起于“不能与人类保持绝对的团结……它不只是我谨慎地冒生命危险去阻止某事发生……当别人被杀害而我却活下来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声音告诉我：我因侥幸活着而有罪感”。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年年底，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构思并创作他称之为“我生存的目的”的《日瓦戈医生》。1946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在“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捷日达：“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

美国移民局没有给数学家厄多斯再入境许可证。厄多斯请了一名律师提起上诉，结果被驳回。厄多斯说：“我没有取得再入境许可证便离开了美国。我想我这样做完全是按着美国最优良的传统行事：你不能让自己任凭政府摆布。”

当爵士歌王弗兰克·西纳特拉得知美国黑帮欲扩张在东海岸的势力时，他自愿为他们效力，并曾多次帮助黑帮携赃款逃离警方搜查。有人说：“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弗兰克若有所指地对一位名叫迈耶的黑帮重要成员说：‘如果事情将在东海岸、西海岸甚至是国外发生，我都将随时待命。’”

1955年12月1日，时年42岁的美国民权运动的传奇人物帕克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时，一名白人男子走过来，要求她让座。帕克斯拒绝了白人男子的要求。当年早些时候，蒙哥马利就有两名黑人妇女因同样遭遇而被捕。这次也没有例外，帕克斯遭到监禁，并被罚款4美元。30年后，她追忆当年：“我被捕的时候没想到会变成这样。那只是很平常的一天，只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加入，才使它意义非凡。”

在丘吉尔75岁生日的茶会上，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对丘吉尔说：“真希望明年还能来祝贺您的生日。”丘吉尔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我看你身体这么壮，应该没有问题。”

1957年11月，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出版了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10月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惹恼了苏共，苏斯洛夫决定把他开除出作家协会。作协召开会议讨论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问题。表决时很多人到休息厅吸烟，拒绝表决。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宣布大会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作家协会时，台下响起女作家阿利卢耶娃的质问声：“怎么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斯米尔诺夫只好装做没听见，匆匆宣布散会。

作家尤瑟娜尔说过：“有些书，不到40岁，不要妄想去写它。年岁不足，就不能理解存在，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自然存在的界限，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经过这许多年，我终于能够把握皇帝与我之间的距离。”

1960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萨特发起“121宣言”，号召法国士兵放下枪杆不服从指挥。这件事激怒了政府和军人。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被封，老兵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枪毙萨特！”《巴黎竞赛画报》社论的通栏标题是：“萨特，一部发动内战的机器。”法院也准备逮捕萨特，但戴高乐在最后一刻说：“伏尔泰是不可抓的。”

真正让海洋学家卡森获得广泛关注的是《寂静的春天》，该书部分章节发表于1962年6月的《纽约客》。从1945年开始，卡森关注DDT等一系列杀虫剂的问题，她组织专家向美国农业部呼吁停止使用对自然有害的杀虫剂，否则小鸟将消失，春天将是一片寂静。1963年，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卡森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抗自然就是对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