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第五(第2/5页)

1933年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为此回应说:“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

小说家毛姆晚年时这样解释自己的性倾向:“我是四分之一正常,四分之三同性恋。不过我尽力想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四分之一同性恋。那是我最大的错误。”

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姓,意为“土耳其之父”。凯末尔说:“我的微小的躯体总有一天要埋于地下,但土耳其共和国要永远屹立于世。”“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这对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身患重病时,法西斯当局通知他,只要向墨索里尼亲自递交宽恕申请书,就可获释。葛兰西的回答是:“这是建议我自杀,然而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

本雅明说:“我们生活在灾难时代,这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永恒规律。”他又说:“史学家仅从进步中发现变化。”

1937年,数学家艾肯写了一个关于庞大的计算机器的建议。他说:“为了节省在算术计算上的时间和精力,避免人们发生错误的倾向,这种期望就同算法科学本身那样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当时,有关计算机的设想被认为是“懒汉的思想”而遭到嘲笑。

恐怖时期,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上过黑名单,据说是斯大林的一句话救了他:“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

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几个小时,希特勒对部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儿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

在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恐怖时期,许多人已经习惯在一个手提箱里放些随身之物,回到家里发呆,等着克格勃随时在某个夜晚将自己带走,连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时刻等待着不需任何理由的枪决:“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有一次法国作家贝尔纳说了句俏皮话,把他的朋友们逗得捧腹大笑。一位非常佩服他才华和为人的人恭维他说:“只有你才能说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话来。”可是,贝尔纳坦率地告诉他,这句俏皮话是他刚刚从报纸上看来的。“是吗?可你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发自你的内心一样。”“这一点算你说对了,”贝尔纳得意地说,“不同的是,我把它权威化了。”

在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展览中,不可或缺一张弗洛伊德的照片和他的一句题词。这句题词既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事业的表白,也是他对于捍卫人类文明的呼吁:“战斗没有结束!”

苏联最高法院曾在贝利亚的办公室审讯叶若夫。叶若夫语无伦次,并像他的前任雅戈达一样,到最后都保持着对斯大林的忠心,拒不接受所谓密谋杀害斯大林的罪名,他说:“我想作为一个光荣的人被从地球上抹掉。”叶若夫跪在贝利亚膝前,祈求贝利亚给他几分钟时间向斯大林澄清一切,但他被拒绝了。他发誓说:“我将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当宣布他被判处死刑时,他昏了过去,不得不被人抬出办公室。

“二战”开始,国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一小时后丘吉尔会见工党领袖艾德礼,邀请工党加入内阁并获得支持。三天后丘吉尔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议院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指挥家瓦尔特在谈及马勒音乐时认为:“音乐不是白昼的艺术,它的秘密根基或者说它的深刻内涵都产生于受伤害的灵魂中。”他还说过:“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音乐是连接天国的纽带。”

在与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最后一顿午宴上,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对墨菲说:“你知道吗?至少有四种力量在图谋刺杀我。”有人说:“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起来成功打败德国,达尔朗将军将进入法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名人堂。”但达尔朗最终被称为“卖国贼”。

1942年,艺术家弗利德接到被遣送的通知。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耐穿,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弗利德曾说:“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