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隋唐五代宗教

第一节 诸教情状

当晋、南北朝之世，佛教之流传初盛；牢笼旧有诸迷信之道教，亦于此时长成。适会新莽变法败绩，吾国人不复敢言改变社会组织、政治制度，而欲以空言提唱道德，移易人心，玄学因之昌盛；其易与哲理精深之佛教合流，又将己所崇信之哲理，与旧有诸迷信相结合而成道教者，势也。顾怀抱此等见解者，不过极少数人。其大多数人，固皆视佛与道为宗教而迷信之者也。视为宗教而迷信之，则必不免多所耗费。物力耗矣，而于精神仍不能有裨，此为求益而反损。晋、南北朝之世，实不免此弊。顾流弊初滋，呼号而欲刬除之者，亦即随之而起。隋、唐之世，此义日昌，而限制宗教之政令，亦因之而渐行焉。佛家痛心于三武之厄。三武者？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宗也。佛狸废佛，别有用心；周武则特欲除宗教之弊，而非欲去教化之实；《两晋南北朝史》已详言之。唐武宗，世皆言其废佛，实亦仅限制之而已。限制则去其流弊之谓也。知宗教之不可无，而特欲去其流弊，可不谓之合于理乎？武宗之废佛，固不久而即复，然合隋、唐三百年之事而观之，则限制宗教，去其泰甚之论议，与夫随之而起之政令，夫固寖昌寖炽也。经此一番矫正，宗教之流弊遂渐祛，于物力少所耗费，而弊之中于人心者，亦日澹矣。

儒、释、道并称三教之局，至南北朝之世，业已一成而不可变矣。儒家实非宗教，何以能与释、老并称？此即可见吾国人对待宗教之中理，不使教义与人事离逖过甚也。姚崇之将死也，遗令子孙毋作佛事。又曰：道家“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更不可用。《旧书·本传》。李叔明之欲裁减寺观僧道也，彭偃议言：“道士有名亡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新书·李叔明传》。详见下节。则道家名虽与佛并列，实则佛之附庸而已。宗教流弊之轻重，则佛教之盛衰也。而佛教之在隋、唐，实为盛极而衰之世。

中国之佛教，凡得十三宗，兴于隋、唐之世者，为俱舍、摄论、华严、法相、真言五宗，《两晋南北朝史》已言之。俱舍、摄论，后皆折入法相，不足深论。华严、性、相，并称教下三家，与禅宗之自称教外别传者相对，顾至唐中叶而皆衰；真言宗则本未大盛；唐中叶后盛行者，则禅、净二宗而已。此其故何哉？信佛者，极少数人，固不敢谓其不能发弘愿，蠲私欲。顾此特极少数耳，其大多数，则皆欲蕲求福报者也。信佛之后，此念自不能无变化，然终潜伏于其心坎深处，宋、明理学家所讥其多得这一些子意思者也。然欲蕲求福报，其所愿果获遂乎？中国人言福善祸淫，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较之佛家期报于冥冥不可知之数者，岂不更为实在？其如与事实不符何？佛教之言轮回，言来世，则正所以弥此缺憾者也。然言轮回，言来世，果遂足以弥此缺憾乎？佛家之言修持也，义甚精微，循其义而行之，必非一世所能竟，此事之至易见者。然不修至佛地位，则终不免于退转而仍入轮回。一入轮回，则因其根器之不同，而修为之机缘，或且甚少。此宁不使人怖惧？然谓修为者立义可以稍粗，或虽未成佛亦可以不退转，则非尽易前说不可，此狐埋之而狐搰之也。然则教义愈入于精微，愈将使信徒掉头而去矣。此佛家因发展过度，而自入于绝路者也。临此局势，势不可不思所以救之。救之之道惟何？朝暮四三，易其名者固不能变其实。曰“二乘聋瞽，地狱顿超”，此佛可速成之说也。虽道自华严，见《华严经·随好光明功德品》。而惟禅宗之屏弃人事，专事一心者，足以致之，固无疑义。曰求生净土，免受后有，而于其中，徐徐修行，以至成佛，则虽未成佛亦不退转之说也。净土宗实唱道之。佛为宗教，所说教义，虽极精深，意皆在开示人使事修持，非重其义。能修持矣，义自可作筌蹄之弃。故禅宗之说，无可诘难。抑佛家修持之法，括以止、观双修。净土宗教人以观想、持名，于此二者固无所偏废，特变繁难为简易耳。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固不能谓简易之法，不逮繁难。则净土宗之说，又无可诘难也。以此自救，可谓煞费苦心。然禅宗大行，势必至于教义皆无所知，戒律亦可捐弃，而枯寂、猖狂之弊作。至净土宗则本云“普接利钝”，愚柔者无不归之，而佛教中之乡愿满天下矣。朝暮四三，易其名者终不能易其实。佛教至此，欲无衰落，得乎？

由盛入衰者，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当其中与盈之时，衰机虽肇，衰象固不可得而见也。故隋、唐之世，佛、道二教，仍极受政府之尊崇。隋文帝之专事矫诬者无论矣。武则天因沙门伪撰《大云经》，令释教在道教之上。中宗复国，崇饰寺观。睿宗仍之。玄宗初年，稍有沙汰，见下节。后亦停止。肃宗在凤翔，即作内道场，供奉僧晨夜念佛，声闻于外。见《旧书·张镐传》。代宗任元载、王缙、杜鸿渐，其迷信又加甚焉。宪宗迎佛骨，结内道场，数幸诸寺，施与过当。见《旧书·萧仿传》，附其从兄俛传后。懿宗又迎佛骨，赐讲经僧沉香高坐，饭万僧。《旧书·李蔚传》。其耗费，于唐诸帝中盖为最甚？《旧书·本纪赞》。犹曰：“此等举动，历代有之，非唐所独也。”至其于道教，则更有超越前古者。唐起夷狄，欲自附于华夏，乃谬托老子为始祖。又因古李、理二字，互相通假，并牵率及于皋陶。谓其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时，有名徵者，以直道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乃改理为李氏焉。《新书·宗室世系表》。高祖即幸终南山谒老子庙。《旧纪》武德七年（624年）。太宗虽谓神仙事本虚妄，《旧纪》贞观元年（627年）。而亳州老君庙，亦与兖州宣尼庙同修。《旧纪》贞观十一年（637年）。高宗封禅，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旧纪》乾封元年（666年）。武后专政，又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旧纪》光宅元年（684年）。及革命，黜玄元皇帝之号，仍称老君。至中宗又复其旧。《旧纪》神龙元年（705年）。皆所以辗转文此一举之过者也。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一期也。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本纪》作文中子，“中”字衍，《礼仪志》无。天宝元年（742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宁坊。二月，亲享于新庙。号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皆为真人，其所著书称真经。改桃林县为灵宝县。九月，玄元庙改称太上玄元皇帝宫。二年（743年），追上尊号，并追尊其父、母及皋陶为帝、后。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自此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享太庙，又次日乃祀南郊焉。七年（748年），又有人言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元阁，改为降圣阁。又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仍立祠宇。八载（749年）、十三载（754年），又再上玄元皇帝尊号。十四载（755年），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以上并见《旧书·本纪》及《礼仪志》。《新纪》云：至德二载三月，通化郡言玄元皇帝降，则至入蜀之后，其妖妄犹未息也。高宗尝幸少室山，赐故玉清宫道士王远知谥。又幸逍遥谷道士潘师正所居。《旧纪》调露元年（679年）。睿宗亦尝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旧书·文苑·李适传》。然皆未使与政。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5年），征张果至京师。果见两《书·方伎传）。由是颇信神仙。《通鉴》。其后道士孙甑生，遂托修功德，往来嵩山，求请无度。《旧书·忠义·李证传》。术士苏嘉庆请祀九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