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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摺衣者，则成于天宝二年（743年）。又有军人所服革带，亦皆印花，其年份早者，亦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其花卡德氏信为木版所印。然则雕版在开元时已盛行于日本矣，安得在中国乃初发轫乎？卡德氏不信陆深之说，自为有识，然其所自拟之说，则殊不足取也。邓嗣禹尝撰文以评卡德氏之书，题曰《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西传》，其所采摭亦颇博。今录所胪举，为卡德氏所遗之证凡九事，以资参考。九事者，唐僧贯休《禅月集》，有其门人昙域《后序》，云：“寻检藁草，及暗记忆，约一千首，乃雕刻版印，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十二月十五日。”蜀乾德五年（923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也。此书雕刻之地，为婺州兰溪。一事也。日僧宗叡，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云：“大唐咸通六年（865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僧圆载法师院求写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印子者，版印本也。二事也。《司空表圣文集》卷九，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募雕刻碑疏》。元《注》云：“印本共八百纸。”其文有云：“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洛城焚本，似指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之事。此所印至八百纸，又范摅《云溪友议》有云“纥干尚书臮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则所及已普。三事也。《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有冯宿请禁印历日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案据此，则两川、淮南所印历日，且运销各地矣。唐人诗云：“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则非僻陋之地，咸有历日。有乖敬授之道”。据《太平御览》卷百六十，宿为东川节度使，此疏上于大和九年十二月。《旧书·文宗纪》，亦书是月丁丑，“敕禁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玩此，则私印者或尚不止两川与淮南。四事也。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此序末署大历四年（769年）。五事也。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灌沐尊仪》条云：“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餐。”义净卒于先天二年（713年）。六事也。唐冯赞《云仙散录印普贤像》条引《僧园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玄奘东归，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卒于麟德元年（664年）。七事也。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云：“予于日本三井听冰许见所藏永徽六年（655年）《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百四十四。其纸背有木刻楷书朱记，文曰大唐苏内侍写真定本，与《宋藏经》纸后之金粟山藏经纸朱记同。”八事也。日本所印之《国华》第三十二编第七册，有敦煌所出大业三年（607年）佛画。元《注》：“雕版色摺。”上画大佛像一，两旁小佛像二，下有字四十有二，画着红、黄、绿、黑四色。依照片观之，字体宛如唐人写经，不类雕刻。九事也。今案以敦煌所出大业三年（607年）佛画为印本，则印刷术起隋无疑。即谓不然，而玄奘能印普贤像以施四众，印刷之盛行，亦必在唐初矣。凡事至于盛行，必非初起，有隋运祚甚促，以事理度之，印刷之兴，尚当在隋以前也。

卡德氏以印章为印刷之原，引《抱朴子·登陟篇》云：“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往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只避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卡德氏曰：古之印章以印封泥，改用朱墨，即几于印刷矣。邓嗣禹谓《抱朴子》此篇又绘一符，云“此是老君所载符，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封氏见闻记》言魏太武登峄山，仆秦始皇所刻碑，“然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须则拓取”。然杜甫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窦臮《述书赋》自注云：“峄山碑，其石毁，土人刻木代之。”则以枣木供雕刻，由来甚久，尤可见道家符印与印刷关系之切也。卡德氏谓敦煌发见佛像模印，上有小柄，盖手持而印之，如印章然。吐鲁番、土耳其斯单亦有之。模印所成之佛像，见于写本每叶之端；有全卷如是者。手印力薄，故其像较小云。然则印刷盛行后，其从印章蜕化而来之迹，犹未尽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