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葬 埋（第6/6页）

《葬经》之名，见于经籍志者尚多，而吕才叙葬书之文，则略见于《旧书》传中。其说曰：“《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顾复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不得豫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龟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又云：“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陇所招。”又云：“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又云：“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可以见其迷信之概。《温大雅传》：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新书》云：卜人占其地。“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葬讫，岁余而卒。此等盖即巫者之所传也。《旧史·王建立传》：疾作，谓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养生，梓以送死。予生为寿宫，刻铭石室。死当速葬，葬必从俭。违吾是言，非孝也。”建立先人之坟，在于榆社。其冈阜重复，松桧蔼然。占者云后出公侯。故建立自为墓，恐子孙易之也。可谓固矣。李义琰不营居宅，似乎恭俭，见上节。而后改葬父母，乃使舅氏移茔，其恭俭也，得毋正其贪痴邪？

《唐书·礼仪志》：牛弘撰仪礼，在京师葬去城七里外。周世宗欲展筑大梁外城，先立标识，令葬者皆出七里外，见上节。所行者当即此礼。然恐亦未必能行也。

前世立碑有禁。牛弘制礼：“三品已上立碑，七品已上立碣。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奏请立碣。”《旧书·懿宗纪》：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平后，诏“先贤坟墓碑记，为人所知，被贼毁废者，即与掩藏，仍量致祭。”《旧史·唐明宗纪》：长兴二年四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恐名贤遗行失所考也。”则其视之颇重。然碑碣皆有制限，志铭则不然，故为之者渐多。《旧书·傅奕传》：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乌乎哀哉。”《辛秘传》：元和十二年（817年），为昭义节度使。凡四岁。及归，道病，先自为墓志，皆其事也。立碑之禁，本所以戢虚美，然志铭后亦渐染其习。《卢承庆传》：临终诫其子曰：“碑志但记官号年代，不须广事文饰。”则其证。然立碑亦为致寇之媒。《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五月，唐司徒致仕李建勋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时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听人耕种于其上，免为它日开发之标。”及江南之亡也，诸贵人高大之冢，无不发者，惟建勋冢莫知其处。斯为贤知者乎？

殊俗葬法，亦有传于中国者。德宗欲为肃王详造塔，已见前。姜公辅之谏厚葬唐安也，德宗谓陆贽曰：“唐安夭亡，不欲于此为茔陇，宜令造一砖塔安置，功费甚微，不合关宰相论列。”是亦欲为之造塔也。《旧书·李暠传》：迁黄门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此等风气，疑皆来自印度。《隋书·达奚长孺传》：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潘那可汗众十余万，寇掠而南。诏以长孺为行军总管，率众二千击之。遇于周盘。众寡不敌。长孺慷慨，神色愈烈。转斗三日，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孺，兵皆力战，虏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新书·突厥传》：太宗数颉利之将亡曰：“俗死则焚，今葬者皆起墓，背父祖命，慢鬼神也。”则突厥之于火葬，行之甚旧。仆固怀恩死，部曲焚其尸以葬，盖亦此俗？然《新五代史·王建立传》言明宗为代州刺史，以建立为虞候将。庄宗尝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扰代人，建立捕而笞之，则沙陀又行土葬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