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钱 币（上）（第3/7页）

《新书·食货志》云：“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谬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帝以问宰相陆贽。贽请厘革其甚害者。税物估价，宜视月平。物价旬各有估，见上节。此所云者，盖谓校三旬之估而取其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国朝著令，税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今两税估资产为差，以钱谷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匹，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所司覆初定两税之岁绢匹定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贽此疏，《通鉴》系贞元十年（796年）。十二年（794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新书·食货志》。《权德舆传》：德舆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上陈阙政，言“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税入如旧，则出于民者五倍其初”。情势如此，法遂不得不变。二十年（804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用。《新书·食货志》。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又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旧书·食货志》。其时李翱条兴复太平，又请改税法，不督钱而责布帛。《新书·本传》。然朝廷之所行者，则仅制留州送使之入，一准公估而已，见上节。终未能旷然大变赋税之法也。而因禁钱流通之故，又引起轩然一大波。

禁钱出境之令，始于德宗时。《新书·食货志》云：“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又云：“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事亦见《若初传》，附《刘晏传》后。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自此禁钱遂为恒法。至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圜丘礼毕赦诏，犹有“勿令商人载钱出境”之文焉。《旧五代史·本纪》。《食货志》云：缘边州镇，设法钤辖，勿令商人般载出境。此已足挠乱澄清之局，而宪宗复推此意而禁及飞钱。轩然大波。遂不可免矣。

《新志》述宪宗时事云：“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又云：“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寖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旧志》云：“元和七年五月，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时用，多重见钱，宫中支计，近日殊少。盖缘比来不许商人便换，因兹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高，钱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请许令商人于三司任便换见钱，一切依旧禁约。伏以比来诸司、诸使等，或有便商人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伏请自今已后，严加禁约。从之。”案《新志》所谓物价寖轻者，乃对钱而言。《旧史》所谓物价转高者，则对布帛而言。商人之飞钱者，委钱京师，而取诸四方，不啻将四方之钱，转运入京。诸有钱者，积其钱于京师，果何为乎？换为借钱之别名，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五节。《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豆卢革尝以手书便省库钱数十万。胡《注》曰：“今俗谓借钱为便钱，言借贷以便用也。”然则便换即借贷。不许商人便换，遂至家有滞藏，则诸军、诸使及诸富家之钱，由飞钱汇画入京者，仍是借诸商人。京师小商，盖恃此等大商为顾客。大商不至，则市井萧条。唐时易中，钱帛并用，而人多重钱。商人多钱，平民则只有布帛。市面既失其常，有以布帛往买者，市肆中人将高其价以靳之，故曰物价转高；有以见钱往买者，其人度钱价将长，虽廉雠亦可获利，又将贬价以事招徕，故曰物价寖轻也。既以飞钱通中外汇兑，又以便换给商人资本，实为版克（Bank）之权舆，使能利道整齐之，岂独可救钱荒之弊？顾乃从而阻遏之，已又欲攘其什一取息之利，则庸人自扰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