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大变局时代（第2/4页）

拖又拖不起，打又不敢打，当时英国人只能不再提入城之事。

消息传回朝廷，咸丰帝龙颜大悦：“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于是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叶名琛为一等男爵。

叶名琛是当时的广东巡抚，也就是地方二把手，在这个“拖”的过程中全程参与，出谋划策，功劳不小。

1852年，徐广缙被调去镇压太平军，叶名琛接任两广总督。听说换了个总督，英国人的心思又活了。当时的香港总督，英国人包令（Bowring）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了入城请求，被叶名琛再次婉拒。

叶名琛的底气也挺足的：我的两任前任都“拖”下来了，我难道不行？但就像击鼓传花，叶名琛当时不会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最后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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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一艘叫“亚罗”号三桅帆船，让叶名琛的命运发生转折。

“亚罗”号是一艘商船，在当时的香港英国当局登记过。在这艘船抵达广州时，当时的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接到举报，率人登船捉拿藏在船上的海盗，后来将船上的12名水手扣押。这个举动引起了“亚罗”号船长、英国人肯尼迪的抗议，说中国人侵犯了英国的主权（他要求按《虎门条约》约定，由英国人自己审问犯人），而且还抗议中国官员撕毁了英国的国旗。

当时英国人画的“亚罗号事件”，上面还特地画了清朝官员撕毁英国国旗的场景

但是，这件事中英国人的做法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第一，“亚罗”号虽然在香港登记过，但其实登记有效期已过了两周了。

第二，就算在香港登记过，但“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英国人肯尼迪只不过是一个被雇用的船长而已，中国人在自己的港口，是有权登船检查的。

第三，当时要逮捕的海盗梁明太和梁建富，确实就是以水手的身份待在船上。

第四，当时船上根本没悬挂英国国旗，只是挂了一幅信号旗。（其实当时清朝也没有所谓“国旗”的概念，参见“馒头说”中《一场斗殴逼出的国旗》一文。）

但是，当时的英国领事巴夏礼抓住机会，开始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押水手，公开道歉。

经过审讯之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那12人中，确实有梁明太和梁建富两名海盗，中国官府再留下一个叫吴亚作的人做证人，其他9人可以立即送还。至于“亚罗”号，因为是中国人的船，当时船上也没有悬挂英国国旗，所以绝无侮辱国旗这件事。

巴夏礼接到叶名琛回复后表示不满意，要求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且正式道歉。

叶名琛接到英国的最后通牒后，退了一步，表示可以把吴亚作也放还，只留两名海盗。

巴夏礼还是不同意。

最终，叶名琛派南海县县丞亲自送12名水手到英国领事馆，但拒绝道歉。

应该说，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叶名琛还是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马克思曾在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撰写社论，这样评价：“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只想要一个借口的英国人，却拒绝接收水手了。随后，英国军舰开始炮轰广州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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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爆发点广州，叶名琛其实并不是不少人以为的那样“消极抵抗”。在当时的广东，精锐部队都被调去镇压太平天国了，叶名琛虽为两广总督，但其实面临的是一个无兵可用的局面。

即便如此，英国军舰一开炮，叶名琛就在城内贴出了告示，号召军民同心，共同抵抗侵略者：“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另一方面，叶名琛抓紧修复城墙和炮台，和他的前任一样，招募大量乡勇一起守城。白天，他让乡勇对英军采取袭扰战；晚上，他派装满炸药的沙船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国军队，还派出火筏对英国军舰进行火攻。

值得一提的是，叶名琛还颇具战略眼光：派人袭击英国军队的战略后勤基地香港，并对香港施行禁运，甚至还派人去香港投毒。这一度让香港陷入极大的恐慌，很多英国人都逃到澳门去避祸。

在叶名琛的各种手段之下，英国军队围攻广州4个月不克，香港总督包令甚至因此被英国政府解职。

那么这样看来，叶名琛似乎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了？

唉，也不尽然。

在英军围攻广州的过程中，叶名琛始终镇定自若，处乱不惊，是他真的有大气魄？不全是，也是因为他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