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座城市的天真（第2/5页）
16 世纪饱尝分裂之苦，因此对统一与和平的渴望也至为强烈，国王则成了人们唯一寄予厚望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因此，按照多数讲道者的教导，即使是最邪恶的君主，他的性命也是神圣的，无论君主品质如何，效忠乃是人们的天职。人们把曾献给普世教会的无限忠诚逐渐转移至世俗君主身上，这为日后的下一步转移做好了铺垫，届时取代后者的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国家。总之，当时的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君主的神圣性这种亵渎上帝的信条已经隐隐浮现。16 世纪，确乎是属于君主们的。
不过，在英格兰，纯粹因为如下这个被投注了个人情感的等式，君权神授的普遍信条此时尚未突显。英国人一致赞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在列王之中如同鸟中凤凰，她独一无二，超越了衡量君主的一般标准。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比正确。伊丽莎白·都铎与英国人之间长达 45 年之久的君民互爱，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现而今，很难断定这份感情是如何开始的，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成分，它在那些年中升腾为熊熊烈焰，从中流露出了某种炽热的真诚，这一点却是无须怀疑的。当年的某些修辞或许矫揉造作，却并不能因此否定其背后的真实。
毫无疑问，我们在君民双方那里均能发觉某些虚饰、算计和私心，这些在所有风流韵事中可能从来都不会缺席。如果伊丽莎白·都铎想要彻底统治英格兰——她身上有着都铎王朝君主掌管权柄的决心——就必须赢得人民的爱戴，因为除此之外，她再无依靠。她登上的是已然摇摇欲坠的王位，国库空虚，货币贬值，人民穷困、消沉、彼此敌对。王国刚丢掉在大陆的最后据点，也是荣耀的金雀花王朝的仅存遗产——加莱，因而难以掩饰其败给法国人的事实。过去多年中曾导致比邻的法国落入无政府状态的分裂和绝望，正在英格兰显现出更严重的征候。即使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玫瑰战争时期，也不曾遭遇如此严峻的外侮和内患。英格兰在欧洲形单影只，身边只有环伺良机、虎视眈眈的列强，他们之所以按兵不动，只是碍于彼此间的猜疑。比起之前诸王，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资格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何况她还要自我作古，成为首位独掌权柄的不婚女王。她既要抵御外敌，还要统驭贪婪、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以暴烈、难以驯服著称于欧洲的英国人民。她所拥有的，只是孤立无援的妇人之智。
在那个年代，成功的君主们正在纷纷转型为高效而集权的专制者，连最孱弱的瓦卢瓦王朝的法国国王，在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亦能够将三级会议玩弄于股掌间，而伊丽莎白却要穷尽毕生之力，在宪政的镣铐下实行统治。要知道，倘使大陆的政治理论家们知晓宪法的具体条款，一定会斥之为荒诞而不合时宜的封建遗毒。终其一生，她的统治都饱受质疑、处处掣肘，她能获得的正当税赋极为有限，还不及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从单单一个米兰公国榨取的油脂可观。除了一些仪礼性质的卫队，她没有任何常备军，除了实际上划归独立的地方治安法官领导的差役，她的麾下没有任何治安力量，在处境最为危险的那些年，出于保护女王的考虑，她的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才建立了只存在于某些充满敬畏的史家笔下的“一张无所不在的间谍网”。这个令后世印象深刻的英格兰反间谍系统寒碜到只能依靠报酬极低的多才异能之士代行调查，为其提供帮助的是些仅有临时身份的线人，统领该项事务的则是一位负责沃尔辛厄姆日常书信回复的兼职办事员。除了领导有方和自愿工作的热忱，很难说它比当时任何一位优秀大使为获得所需信息而维持的情报系统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它可能已经引来了佛罗伦萨、威尼斯这类城邦国家的政府的哂笑，因为哪怕是为了维持单独一座城市的治安，这点力量也是不够的。伊丽莎白·都铎没有半点依靠强力统治国人的可能，因此，她唯有代之以一位聪明女子统治情郎的驭人之术。
她从一开始便有意地迎合人民，摆弄姿态、倾吐蜜语。正是为了他们，女王才傅粉施朱，同时又刻意保持些许距离，让自己被一众达官显贵环簇；为了他们，她才让自己可以瞬间变得和蔼可亲、风趣迷人，每年强忍几百英里旅程的疲倦和颠簸，以便让更多的民众得以一瞻天颜。她每年要在数十篇蹩脚的拉丁文演说和愚蠢的游行前安坐，在众多庄园宅邸中一展优雅的舞姿，还要随时觅得正确的字眼和笑容，来抚慰臣民的心。凭着可靠的直觉，她把自己装扮成臣民心中的自己，就像是必须如此行事的情人。她也经常显露骄傲、专横（女王自当有女王的派头），不忘时而令他人忐忑忧忡地感到即将失去她的爱宠。她有千面姿容，在拥抱之后报以掌掴，对忠言回以刺耳的责骂，她警告臣子们不得插足君王的事务，吹嘘自己就算离开他们也会毫发无损，而他们离开自己将百无一用。像情人间的争吵一样，她懂得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后，继之以同样势不可当的日丽风清。总之，她进退得宜，既不干扰臣民，又足够频繁地加以提醒，自己对他们的爱无出其右。在女王的言行中，有多少源于处世艺术，多少发自个人天性，不要指望区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解答，须知，就连所罗门王也曾因为一个更为简单的问题而颇感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