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与狼共舞的日子（第4/6页）

高拱在帝国权力核心层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大臣们也都唯他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期盼着帝国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美妙场景。

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而且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场需要朋友，需要那种真正能够抛去利害算计的朋友。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朋友，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都是完全不同的。高拱比张居正整整大了十二岁，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论资排辈的官场上，高拱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

帝国的文官都是靠着科举制度迈入仕途。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实际上控制所有文人的命运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帝国的人才选拔权仍然掌握在文官们的手中。皇帝其实是很想将这种选拔权抓过来的，比如说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

在殿试结束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只是一个形式。在参加殿试之前，还有礼部官员主持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

在这层层的考试选拔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了皇帝，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心中，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联盟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在帝国科场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都被放到了最后一位，所以更谈不上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的感激之情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资格控制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权力提供了便利。

那些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会为帝国文官集团巩固和扩大自身政治实力提供保障。

高拱非常欣赏这个小老弟。在工作接触过程中，高拱如此评价张居正：“年少聪明，孜孜向学。”对于如此好学之人，高拱将自己在官场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用高拱的话说，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显然，高拱并没有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替他说情而产生怨气。不久高拱复出，全面主持内阁工作。

复出后的高拱，面对涉及帝国的大政方针和干部任用等大事时，都会和张居正商量着来。两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但是这种停留在表面的和谐，却无法掩盖权力阴影下的暗流涌动。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在为自己留后路。

在那个时候，内阁并没有人事任免的职责和权力。帝国重要官员的任免，按照制度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但高拱作为帝国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吏部尚书，两项大权集于一身。

张居正并不是真的盼望高拱复出，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想成为内阁的一把手了，而且这种信念从来就不曾动摇过。两个人的蜜月期虽然很长，但还是迎来了分崩离析的那一刻。

高拱在一些官员的任命上，充分征求了张居正的意见。在这些官员当中，有张居正推荐的人选。高拱在人事任免上征求张居正的意见，等于是赋予了张居正一定的人事权力。如此一来，那些谋求升迁的官员就会跑到张居正那里活动。大家都知道高拱是个不易变通的人，很难做通工作。而张居正作为高拱的政治盟友，是个懂得攻守进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