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礼议”背后的吊诡（第3/6页）

杨廷和完全是从维护帝系继统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自己的建议完全符合中国宗法文化的传统，无人能够否定，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杨廷和的建议得到了官僚集团的积极响应，文武群臣百余人联名上奏嘉靖皇帝，要求他遵循祖制，将帝系归入大宗。

作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之所以会站出来挑这个头，率领诸臣与嘉靖皇帝掰手腕，除了个人因素，更多是因为他那内阁首辅的特殊身份。从帝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内阁除了要为皇帝分忧，更要对帝国的官僚集团负责。内阁作为文官集团的最高代表，他们需要将官僚集团的声音传递上去。

换句话说，如果杨廷和这时候执意要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场上，他就要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愿，那么他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就会更大，就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

在杨廷和与其他内阁成员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第一条路就是全力迎合嘉靖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在官僚集团中的形象代言人，而不惜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杨廷和这么做能捞到怎样的现实利益呢？是权？是钱？还是名？

论权，作为帝国官员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已经算是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论钱，作为内阁首辅能够享有的俸禄在帝国官员中也是最高的；论名，就更不值得了，为了迎合皇帝与文官集团对抗，最后只能落下一个臭名昭著的下场。好处没有捞到多少，坏处倒是接二连三。哪头轻哪头重，杨廷和还是拎得清的。

在遵循封建礼法这件事上，帝国的官僚集团表现得空前团结，雪片似的奏章压得嘉靖皇帝透不过气来。在这场权力博弈的初期，嘉靖皇帝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是从个人资历，还是从经验、学识等方面来看，朱厚熜都不是那些朝臣的对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刚刚从安陆州来到京城，京城的权力系统对他而言是陌生的，这种陌生的具体表现就是一种天然的排斥性。

十五岁的少年竟然有如此城府，不能不让人叹服，尽管他这么做其实是不符合法统规范的。嘉靖皇帝的目的就是要抹去自己是小宗过继大宗的事实，他要告诉天下臣民，他这个皇帝并不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得来的，他不需要欠杨廷和和张太后的情，更不需要活在正德皇帝的阴影之下。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也有自己的父母正待相认。

他的这种想法自然受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帝国官僚集团的极力反对。令朝臣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少年皇帝居然会在自己认准的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

其实嘉靖皇帝还是想在这场君臣博弈中争取到首辅杨廷和的支持，他知道只要杨廷和这个缺口打开，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他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召见过杨廷和，以一个少年人的谦卑姿态，向一个长者虚心求教，希望能够得到理解与支持。可杨廷和显然无法接受小皇帝僭越法统规范的现实，任凭皇帝说破了嘴皮，也丝毫不为所动。

嘉靖皇帝还试图用金钱和爵位来收买其他内阁成员，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嘉靖皇帝快要扛不住的时候，进士张璁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对于朱厚熜来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也为他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提供了理论依据。奏折引经据典地批驳了杨廷和等文臣的观点，这为孤军奋战的嘉靖皇帝壮大了声势。为了能够进一步笼络士子之心，皇帝为张璁加官晋爵以示嘉奖。

张璁是浙江永嘉人，此人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走得颇为坎坷。二十四岁中举之后，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先后七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就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之时，他的朋友，长于星相术的御史萧鸣凤，为他相了一面，然后丢下一句话：“你的好运来了，三年成进士，再过三年就当骤贵。”

这句话犹如一针强心剂，为陷入困境的张璁指明了方向。经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张璁终于在四十七岁时考中了二甲进士。就在此时，中央权力高层发生了议礼之争，嘉靖皇帝和以杨廷和为首的廷臣闹得不可开交。张璁默默地关注着这场争论。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度，他看到了皇帝的势孤力单、急待援手，也发现了杨廷和等人的破绽所在。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张璁决定将宝押在嘉靖皇帝身上。在权力高层的斗争中，这种押宝式的投资并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搞不好就会丢官丧命。

张璁站出来力挺嘉靖皇帝，等于是站在了全体廷臣的对立面上。虽然他从皇帝那里捞到了晋升的机会，可他并没有赢得朝臣的支持，相反还为自己在权力系统树立了更多的劲敌。话说回来，如果张璁没有博得皇帝的好感，那么他在官场上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当时支持杨廷和的礼部尚书毛澄、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和御史王溱、卢琼等人纷纷上疏弹劾张璁，要求皇帝对其施以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