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致命的“多米诺骨牌”（第5/6页）

不少现代中国人或许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进步心态”嘲讽方孝孺这样的人过于“愚忠”“迂腐”，但是这丝毫无损于这些忠良们的历史地位。每个时代都有其视为神圣的价值标准，如果拿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时代，那么看到的自然是不可理解的愚昧。而在那样一个年代，以武力推翻一位合法君主在人民心中的罪过，一点儿也不比今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罪过来得轻。

兵部尚书铁铉被捕后，宁死不屈，背对着朱棣不肯趋附。朱棣命人割去他的耳朵，煮熟后塞到嘴里逼着他自己吃，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并将其尸骨丢进油锅炸成焦炭。

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时神色自若，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刽子手，骂得更凶，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后语不逊，“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至亲被抄没戍远方者数百人”。

建文帝朱允炆封为太子的大儿子虽然没有被处死，但被禁锢在一个没有门窗的房子里，每日只在一个碗口大的洞里递进去食品和水。五十多年后，此人被释放出来，已经成为一个全然不知鸡鸭猪狗为何物的废人。

后来的修史者故意为朱棣开脱，掩饰其残暴，并没有将屠戮方孝孺十族的事情写入十七世纪的官方史书《明史》。甚至在官方文件中，方孝孺被描绘成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太宗实录》卷九，“四年六月乙丑”条下载：“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尔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丁丑”条下又载：“执奸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成伏辜，遂戮于市。”

《太宗实录》修于仁宗朝，当时朝廷修三朝实录，对史事多有涂饰。负责这一编书工程的是史称“三杨”之一的杨士奇。史料并没有留下因受“建文奸党”株连而被处死、监押、流放和遭受其他迫害的无辜士大夫和老百姓的具体数字，但最保守的估计，此次清洗也在万人以上。

用历史学家的话说，与懦弱的朱标、朱允炆父子截然相反，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是一个孔武有谋、残忍暴戾的人，大有乃父之风。南京城破四天以后，燕王朱棣龙袍加身，年号“永乐”，是为大明王朝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明成祖。我们在阅读这位皇帝亲自下达的圣旨时，如果不知道这是出自皇帝的手笔，定会怀疑那狠毒与奸恶的安排，应该来自最坏的恶棍、流氓的肚肠。

历时三年多的战争最终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以正常的政治和军事常识来分析，这个结局是极其出乎意料的。朱棣起兵之时仅踞北平一府，也未得到其他大多数藩王的明确支持，朝廷控制的地盘数十倍于他，朝廷拥有至少三倍于他的常备官军，且有比后者充沛得多的财政资源和后勤补给。

如果拿汉朝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叛乱”作比较的话，可以说建文帝的朝廷掌握着对叛军的压倒性优势。然而故事的结局却与一千五百多年前恰好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建文帝不具备汉景帝那样的韬略智谋，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身经百战的朱棣的杰出军事才能。但说到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这位可怜的皇帝只能去怪自己的祖父了。

杀戮功臣，是明太祖朱元璋最为后人诟病的事迹。受宰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两个大案的株连，共计有四万五千人伏诛。他的亲侄子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以及战功卓著的开国功臣徐达、冯胜、傅友德等无一幸免。身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大肆剪除功臣，原本是为了避免这些手握重权的老臣子威胁到子孙的统治，不料这一暴行很快就报应在他的孙子身上。因为屠戮过甚，整个朝廷竟找不到一个有能力领兵平叛的称职将领，只能眼睁睁地坐以待毙。

朱棣的北方军队长驱直入攻进南京城，从此明朝的历史翻开了属于永乐朝的一页。终永乐一朝，“建文事”都是一道无人敢触碰的禁忌。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不义和残暴会被时间冲刷干净。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违背世道人心的罪行日益成为加诸王朝身上的一道诅咒，时不时地对它的合法性发起难以应对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