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第3/11页）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与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他们都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但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于是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成员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手中的权力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个罪名夺去官职。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儿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出身淮西，对于淮西集团的内部人士百般庇护。在李善长身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还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战争年代，掌权者需要乡人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已定。虽然还有一些敌对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版图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专制道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降低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

现实容不得他继续犹豫。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的。这难免会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在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创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对于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朱元璋同李善长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立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到了李善长的手中。没有十足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