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闹腾过后，就会迎来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相比较而言，欧洲的农民起义也许在规模上不如中国，但同样来得频繁，冲击力也更加强悍，更为重要的是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起义成功之后，欧洲的那些领导者很少有人想着再去当皇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起义的目的是消灭封建贵族，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

但是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些起义者的心目当中，他们扯旗造反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推翻一个旧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体制。他们打倒皇帝，图的就是皇帝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要的就是自己能够取而代之，登上王者的宝座。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反映了封建时代造反民众的普遍心态和主流思想。我们在翻阅历史时，会一次次地为之扼腕叹息，叹息那些流血和阴谋怎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而高高在上的永远是张家的皇帝李家的王，下面匍匐着的官僚就像是同一台机器生产出来的复制品，庞大的政治机构犹如一辆腐朽的破车运行在跑偏的历史轨道上，一次次翻车，又一次次发动点火。

不过，经过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帝国表面的污垢就会被暂时性地清除殆尽，新王朝的主人看起来较为英明，朝廷官员们也较为清正廉明，封建地主的剥削也趋于缓和。可是好日子总是如昙花般绚烂于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又会出现新的磨损，政治空气又会变得污浊不堪，权力集团的统治又会陷入和前朝相同的困境之中，历史又得周而复始地来那么一次大规模的清污运动。这场权力运动中的带头大哥获得了成功，最终登上了皇位。于是一次新的权力循环就开始了。

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谈不上是进步，也谈不上是落后，就像黑格尔所概括的那样，彼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以朱元璋的农民意识而言，他不仅难以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

对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朱元璋，肯定会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蒙古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左手偏执，右手妥协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个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他们大量土地，同时颁有免死铁券。如果本人或其子孙获罪，还可以免死数次。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在日后看来却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尤其是在洪武朝中后期掀起的那一场接一场的血腥屠杀中，那些得到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部都被卷入其中。

朱元璋在这场权力运动中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天下人讥讽他言而无信。

在朱元璋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在这里预先埋下了伏笔，那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有了这事先埋下的伏笔，后来的大开杀戒也就有了理由。在这次受封的功臣中，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则全部来自武将集团，由此可见李善长身份之特殊。

朱元璋为了将皇室与功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还通过联姻的手段夯实帝国的权力底盘。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徐达、冯胜、蓝玉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

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确保那些开国功臣进入和平年代后依旧保持忠贞，以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使大明江山能够传祚无穷。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公司，用股份将这些权力股东拴在帝国的裤腰带上。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的和谐时光就宣告结束。“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难以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中，作为局中之人挣扎得越厉害，遭遇灭顶之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无可幸免，朱元璋的朝代也同样不例外。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颁布榜文，对帝国文武官员严加戒饬，并且在其中严厉指责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时代里放松了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干下违法乱纪之事。这可以看作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们发出的一种警告，同时也传递了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