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武年：帝国的枯棋与势棋（第2/5页）

从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便将他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现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留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在将他抛弃。学者王学泰曾经这样描述过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反对现存社会秩序，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做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几乎不具有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才历练出了他的多重性格。

朱元璋晚年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道：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旁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勇敢、精明，以及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因此，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闹腾得如一锅开水。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开始，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一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