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子脚下的幸福生活（第7/10页）

当然对于书吏们来说，他们工作的动力与领不领政府的薪水无关。他们有财务审计的权力，就看你送不送钱，这些地方官员用来活动的钱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户部书吏因为手中有了这种权力，导致各级官员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账目。曾国藩、李鸿章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曾、李二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以曾、李二人当时的地位，一个直隶总督、一个湖广总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普通官员并无二致，也就是花钱、找人、托关系。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这个人是湖北省的一个道台，曾经在户部任过职，在部里也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王文韶对户部文吏这一套办事章程并不感到陌生，他先是托人去找具体办事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的胃口很大，要求得到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加起来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现下人民币八千万元。

曾国藩所托之人是李宗羲，此人是江宁布政使。其实李宗羲并不熟悉户部的人，他转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中间人，由中间人出面和户部的书吏做了私下沟通。经过私下里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八万两。尽管书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曾国藩还是不满意。即便只掏出八万两，筹措起来也是很麻烦的，因为这笔钱是不可能通过正式权力确定的财政制度到手的。于是，曾国藩又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能够免于审计。皇帝看在他的面子上，也就同意了。但为了不得罪人，曾国藩在向皇帝打报告的同时，也表示，自己在前面和户部的书吏说好要给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漫天要价，不然真就太为难了。

李慈铭的流水账

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我们就拿翰林来说事，对于一个初涉官场的人来说，能够混上一个翰林身份应该说是无上的荣耀。一方面可以得到时下知识界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恩宠。这两方面可以使得自己获得官场升迁的资格。

翰林作为皇家人才的储备基地，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们打交道，经常出席朝廷各种重大典礼，是个让人感觉很有面子的职业，地位显赫自不必说。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收入却与自己地位极不相称，时人常有“穷翰林”之谓。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一个七品京官的年俸是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就将京官的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实行的是例支双俸。就是说，每个月为京官开双份工资。这样七品京官的工资就增加到了每月九十两。另外再发一些粮食，“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钱和粮食加在一起就是七品京官的全部收入。按照当时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换算，他们的收入也不过就是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些钱粮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就二万五千多块钱。

作为一个七品京官一年收入二万五千多块钱，那么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七品京官们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这话就是说，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两银子，一年算下来要花销三百多两银子。收支对比，一个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两的债务。如果真是这种境况，做京官成了一桩赔钱的买卖。而在这一点上，似乎也不难找到佐证。光绪年间的京官李慈铭在日记里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住的房子漏水，因为缺乏营养脸有菜色。当时也有翰林做诗来哭穷：“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唯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京城的老百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话：“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小京官的嘴脸，走路上班，还要迈八字步摆架子造成交通堵塞，急坏了跟在后面有急事要办的主，只有在心里诅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