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家天下的“关门游戏”（第4/7页）

谢家以裙带关系保持士族地位的方式方法一直延续到齐梁。这时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由盛而衰时期。

一是刘宋时期，由于谢氏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据统计，谢氏与刘宋宗室联姻六例，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二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一例，郡望未明曹氏一例。

在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这是大家相互利用产生的结果。

对于刘宋皇室来说，因为刘家出身社会底层，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应招而来的新兵蛋子。因为出身低微，刘宋建立政权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自家的社会地位，缩短与名门望族之间的差距。如何在最短的时间缩小差距，那就是与豪门士族建立婚姻关系，以此为自己洗底。

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所谓“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联姻大计。在谢氏一方，因为对权力的操纵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去寻求新的政治靠山，正所谓“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与皇室联姻的目的，他们不管女儿嫁的是痴呆丈夫，儿子娶的是智障媳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尽办法去打通家族的权力管道，不至于堵塞。

二是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上门联姻的显贵也逐渐变少。主要的婚姻可考者十五例，其中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各三例，河南褚氏、琅琊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郡望未明关氏各一例。在十五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一百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梁武帝本来想把女儿嫁给谢家子弟谢谟，可看到谢家越来越潦倒，就想改嫁张弘策的儿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然混到连行伍出身的张弘策的儿子都不如，可见谢氏的家族硬权力已经无法再度崛起，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回忆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冰冷的。

为了挽救日益没落的家族地位，谢家的后人们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联姻对象，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苛刻了，此一时彼一时。如谢家有名的大才子谢脁娶了“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的女儿，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功臣，可以作为家族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重孙子娶了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敬儿是依靠军功才得到升迁的草根阶层。

谢氏曾经用婚姻作为巩固家族“硬权力”的重要手段，让自己的家族保持了两百年的风光。可历史有时候喜欢开开玩笑，谢氏靠着政治联姻得以兴盛，但谁也不会料到最后的败亡也是也是因为联姻，因不愿意与人联姻而被侯景诛灭九族。

如果说在裙带关系刚起步时期，各种关系网的联结是以家族、血缘、地域为纽带四处伸展。那么发展到了后期，这种关系网就演绎得更加直接简单，那就是以金钱、美色为纽带，由权力来支撑。尽管这时候门阀制度已经不像东晋时期那样大张旗鼓，但裙带关系的差序理念却已经渗透进官家的权力结构中。这种由裙带关系衍生出的官场规则，在以“我”为中心的小圈子内被广泛实践着，也深深影响着后来者的心理和处世观，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这种权力运行规则不仅成为封建官场局内人士的心理默契，而且也成为人们在利益算计与索求时约定俗成的行为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亲情也是暗器

中国古代的权力模式通常情况下所呈现的是中心放射模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每个权力体系都有一个权力核心，而处在核心地带的都是一个人。而这个核心人物在这种权力体系中拥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力，生杀放逐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站出来挑战这种权威。由这个核心释放出来的权力值，会随着距离核心地带的远近而有所增减。权力值这个概念是吴钩先生提炼出来的，意思就是权力的大小。他认为，权力体系就是一个等级结构，权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权力无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秤杆称，一个官员掌握多大的权力值，是很难有准确的价值去衡量的。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最核心的权力值，也就是距离中央地带最近的那一层权力波。在官家权力结构中，这一层往往是皇帝与其近臣的权力范畴。

在古代官家体系中，那些分散在核心地带周围的人往往会努力地讨好那个处于核心地带的人物，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地想从核心地带实现权力值的最大化。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在这其中竞争最为激烈，风险性和收益度也是最高的，当数皇帝的权力值，也就是皇权。因为权力的塔尖只能容下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