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4/8页）
洵口之战的胜利，对红军而言，只不过是接收了一个送上门来的礼物，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东方军北上的目标是“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44]10月7日，在得悉南城国民党军第十四、第九十四师企图增援硝石，硝石敌第二十四师将南援黎川后，决定以钳制部队“立即进攻黎川”，主力则迅速向北挺进，“占据硝石及由北侧击由南城前来之任何敌人纵队”。[45]虽然，这一带国民党军已构筑了野战工事，在兵力上也居优势地位，但中革军委仍然希望以迅速、突然的进攻态势抑制对方的攻击，尽力将战场突进到苏区之外。当然，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也强调，各部应遵循下列作战原则：“甲、不应攻击任何工事区域，不应向任何停滞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乙、东方军之行动，应仅限于侧击行进中之敌之纵队。为达此目的，须有大的运动机动、包围与迂回。”[46]同时，朱德、周恩来也向中革军委建议：“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47]双方都准备在硝石吸引对方主力打击之。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彭德怀决定先消灭由硝石南援之敌，尔后乘胜收复黎川。10月8日令红二十师向硝石作有力佯攻；以红三、红五军团及红十九师集结于相埠、乌石地区，待机歼灭援敌。但援敌并未出现，蒋介石判断：“匪西区主力必藏伏在里塔附近，待我军向黎川增援时，其即伺机拊我侧背之狡计甚明，故此时应先严令黎川与硝石各部竭力固守，而我军主力必先设法击溃匪西区之主力，占领里塔官岭前枫林与百花亭一带，构成封锁碉堡线后，再向东进剿其彭匪主力。”[48]所以，国民党军暂时在此按兵不动。
围点打援方案不成，东方军遂就势将进攻重心转向硝石。拿下硝石，可截断黎川与国民党军基本区域的联络，使黎川国民党军陷于孤立。此时，国民党军防御硝石的是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根据红军当时的判断：该部“与红军周旋，多半迭遭损失，士兵对红军及苏维埃有相当影响，战斗力不强武器不精，非蒋介石主力军。我作战均系东方（军）全部，军力武器均比该敌占绝对优势，而又正当洵口战役胜利之后勇气更加百倍”，[49]对拿下此役相当乐观。但据国民党军将领回忆，硝石国民党守军“自第四次‘围攻’以来，陈就始终控置该师于总预备队中，迄末投入战斗，兵员装备比陈诚所部其它部队亦较为完整”，[50]并不像红军方面判断的那样薄弱。从战斗结果看，由于对此时国民党军整体战力提升的状况缺乏了解，红军的估计不无轻敌之嫌。
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进驻硝石后，立即赶筑碉堡、工事。当红军于10月9日向硝石发起进攻时，该部“依据硝石东北西北一带小高地构筑堡垒一连二十余个死守该地”，计划通过“固守硝石，吸引匪部，再抽调部队应援，聚匪于硝石附近而歼灭之”。[51]经过数天战斗，战局发展对红军明显不利，面对“工事坚强”[52]的硝石守军，武器、地形处于劣势的红军攻坚战未能奏效，而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却大批开向硝石，“硝石西端沿南城河两岸灯火无数、上下不定，系敌之增援队已到达模样”，[53]红军主力有被围之虞，如彭德怀所说：“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54]在此形势下，中革军委判断黎川之敌有与硝石据点国民党军内外攻击，相互策应切断东方军后路之可能。为避免陷敌包围，保存有生力量，中革军委决定立即结束硝石战斗，令东方军从现地南移。13日晚红军开始陆续退出战场，红五军团于资溪桥掩护部队转移，红十九、二十师转移至金溪地区，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红三军团继续在黎南地区待机。
硝石一战后，中革军委原先希望在局部地区采取攻势，以期打破国民党军包围圈的思路已难以继续。10月15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对战略方针作出调整，明确指出：
我们处于战略的防御地位，已成为不可争论的事实，所以我们的战术应根据这一事实来决定。我们东北方面主要的作战任务，曾经是现在还是制止蒋介石的大举进攻。惟有消灭他突击部署中一两个纵队的有生力量，才能达到这一任务。无论取得地方或获得局部的战术胜利，都不能代替这一任务。
为此，他们规定了几项主要的作战原则：“尽量保存我们自己的有生力量”；“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我们在少数的时机也进行临时的防御，但我们不应采取消极的，而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钳制敌人的兵力不得大于三分之一，而将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兵力，用来机动突击敌人。突击队不是从配置钳制队的纵深，而是从其翼侧出来突击敌人”。[55]这一指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运动防御突击敌人一部，通过集中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取得战略优势，为此，中革军委要求红军继续在黎川一带寻找战机，利用国民党军新占黎川，各部调动频繁的缝隙觅得在运动中打击对方的机会。与此同时，已经熟知红军战法的国民党军一眼认清了红军意图，判断红军有“故作南北移动，引我注意，吸我调援，以遂其埋伏腰击之企图”，其应付方针一是继续强调“以我为主”，步步为营，二是在黎川与硝石间加紧部署：“对东取积极行动，完成黎硝交通，相机吸引伪东方军而扑灭之”。[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