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2/8页）

其实，对赣东北的严峻局面，中革军委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事先是有所预料的。早在9月3日，朱德、周恩来在注意到国民党军有南下企图后，就致电中共中央局，部署让东方军“准备回师”。[18]因为十九路军根据蒋介石指示，坚守不出，红军难觅有利战机，继续屯兵福建整体战局将陷不利。12日，项英致电朱、周，仍强调应“速将顺、将攻下”，同时指示：“你们必须注意蒋之行动，如赣敌有配合闽敌之企图，应有准备的以便迅速转移，消灭北线主要敌人。”[19]13日，周恩来再电博古、项英等，要求东方军结束当前战斗“迅速北上”。[20]中革军委复电虽同意回兵北上，但又判断：“蒋贼仍极力构造永、乐方面之封锁线，刻未东移，容我东方军迟于二十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还容我们采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先打闽敌，以便将来独立对赣敌作战。”[21]中旬末梢，中革军委实际已在做回师准备，要求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向赣东方向“迅速派出有力的侦察队”，[22]准备大部队移动。同时拟调一军团往赣东，集中红军主力“消灭蒋贼东行的五个师”。[23]博古在给共产国际电报中也提出：“占领顺昌和将乐后，我们将向东前进，迎击蒋介石军队。”[24]但是，由于中革军委对东方军在福建的战果心有不甘，回师问题迟迟不能决断，而将红一军团东调红军高层也存在不同意见。项英曾致电周恩来，专门解释红一军团东移问题，指出：

此时一军团在现地挺进活动，破坏敌封锁线，固然抑留蒋贼主力，但须估量该敌在其开始大举进攻和发现我东方军北上时，可能由其远后方移兵东向。我一军团……秘密速到宜、南的机动地位，东则可以参加主力作战，北则可扼敌增援队之左背，还望加考虑处置。这一问题的本身，就在决定和运用钳制方面的兵力，而非如你所说将又成只手打人的问题。以次要方向积极的作战和伪装，原可以极小兵力争取决战所需短时钳制作用，特别紧要，也是在敌我兵力悬殊情形下抽出优势兵力决战之法。当然，不可说平分兵力于突击与钳制方面，才算是不是只手打人。[25]

24、25日，鉴于赣东北形势已十分紧张，周恩来连电项英，要求同意东方军“赶早北上”。[26]25日，中革军委作出决断：“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27]从这一决策过程看，中革军委一段时间内对久攻不下的顺昌、将乐弃之不甘，冀望能有所得。其实，此时闽西对中共已成鸡肋，即使拿下顺、将，对全局也无影响，而黎川的重要性显然要超过上述两地，在已承认北上必要的大前提下，仍然抑留东方军于闽西北地区，丧失了宝贵的先机，犯下当断不断的错误。中革军委稍后自承“我们在原则上正确下了决心而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在决心本身上有之，而在移动兵力上则更大些），这错误就是没有正确地计上时间”。[28]应该说，这一检讨部分道出了实情。

不过，中革军委此时不应有的迟延可能还和1933年年中围绕是否进军福建的争论有关，甚至和中共内部的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也不无关系。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周恩来在中共军事、政治决策圈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他不仅作为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同时作为优秀的军事指挥者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周恩来作为所谓“老干部派”并不被中共正在执掌实权的年轻一代领导人所完全接纳。项英被安排为中革军委代主席，相当程度上就是希望借此某种程度上限制周恩来的影响。1933年6月上海方面提出组建东方军计划后，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而事态的发展又证明其所虑不为无因，这也使作出决策的中共年轻领导人可能不无尴尬，所以，力图在福建方面获得更大战果，证明东方军出击的正确，成为他们的一大心愿。从这个角度看中革军委明显有悖军事常识的决策，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黎川易手，对此后战局影响甚大。国民党方面认为：“我军占领黎川之后，不惟伪东西两军为之隔断，而赣东北与赣南匪区之联系，亦成支解分离之象……故黎川之克服，实为我军战略上之一大收获，为五次围剿胜利之先声。”[29]占领黎川后，国民党军还可趁机把赣东北一线一直未构成的封锁线完成，最终形成江西方面对中央苏区的完全包围。针对黎川失守后战略态势的变化，周恩来9月28日向项英和中央局连发三电，认为黎川之失，“将使赣敌得先筑据点以守”，使国民党军占得先机，在此敌情下，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30]要求主动出击，力图扳回已经失去的战略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