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对立”（第4/10页）

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如福建漳州民团“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170]1933年第五次“围剿”前夕出任国民党泰和县长的帅学富回忆，他在组织由苏区逃出的难民到苏区抢劫时公然声称：

你们挑选年富力强壮丁，手持梭标，身背匾担，跟在我保卫团后面前进，俟我打进匪区村落后，由你们抢劫，见牛牵牛，见谷挑谷，可是抢来任何物资，不准私藏己有，都由你们委员会，作公正合理的配给每一个难民享受，得来枪支，亦交你们义勇队使用……从此我这个县长，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头子了。[171]

作为一种贯串苏区发展始终的现象，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除了前文已经谈到的诸多现实原因外，更进一步看，它还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成为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

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选择，军事的推动是苏维埃区域形成、发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苏区与非苏区的分隔，使区域的对立极易成为现实。苏维埃区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区，这里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状况影响着大地主的发育，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会格局，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判断和实践带来困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过火政策的重要诱因；而这些地区特别明显的公田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

赤白对立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的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因为豪绅地主及大富农都被赶出去了。同时又因抗债的关系，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172]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更重要的，赤白对立严重影响到苏区的对外发展，在赤白边境地区，由于“侵犯了贫苦工农的利益，以及豪绅地主武装的镇压与欺骗，我们部队一到该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们见面”。[173]而游击队所作所为，使“白色区农民欢迎红军不爱游击队，甚至要求打游击队”。[174]在福建就有“群众要和土匪一起的拿长筒火炮来打我们”，[175]安远、南丰县的白区边界的群众，“到处都向我们打枪，捉杀我们的红军病兵，及落伍士兵”。[176]由此在赤白边境地区形成一种“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战争”。[177]

在赤白对立影响下，红军前出到边区乃至国民党区域作战，也面临着群众支持的问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在赤白边境地区作战时就遇到“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怪现象”。[178]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彭德怀率部在闽西作战时深有感触：

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179]

赤白对立使中共的阶级革命方针常常遭遇到某一地区民众多数的抵制而难以发挥作用，以致有人对白区民众丧失信心：“以为白区群众都是反革命的，与白区交通完全断绝，故意的形成赤白对立。”[180]

苏维埃革命期间，对阶级革命已经熟手的中共，却在赤白对立这样一个非阶级现象中显得有些应付乏策，这显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也指示着中共革命不仅仅应该正面应对阶级问题，还要客观面对社会现实，注意到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赤白对立的发生、延续并不简单是一个政策错误问题，而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纠结与选择，是中共在赤白对立问题上举棋难定的关键。还是那句老话，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大纛后面，柴米油盐总是会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革命要从理想和浪漫中向前推进，依然离不开一点一滴的改造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