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对立”（第2/10页）

作为一个以群众革命为生存基点的政党，中共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赤白对立现象出现伊始，中共各级部门已有所意识，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和危害的增长，更予以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克服。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前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严厉批评了红四军“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143]的错误，责令公开作出赔偿。当计划进攻和赤区有强烈对立倾向的七坊时，更明确要求：“到七坊后要开和平会，立和平公约，第一条要两方不再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144]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也指出：

坚决反对烧杀政策和报复主义。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豪绅地主的谷子衣服猪牛用具，原则上要完全发给当地贫苦群众（号召当地群众去夺取），这是发动群众的斗争的必要策略。游击队和参战的红色群众决不可取得太多。[145]

中共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苏维埃革命终止，赤白对立现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赤白对立的后患难以短时期消除，其负面影响会持续存在；另一方面，苏区内外造成赤白对立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使赤白对立成为大部分苏区难以克服的硬伤。

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乱打土豪是赤白对立持续并加深的重要原因。苏区大量的地方武装供应依赖地方，在战争环境下常常难以为继，利用到白区活动机会，筹集粮款，是其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各级机关对这一做法实际也采取默认态度：各级部门“检查工作时，首先问‘多少钱’，不去检查打豪劣地主与民众的情绪如何”。[146]有的游击队把打土豪收入“抽十分之一作伙食尾子分”。[147]同时，对于游击队到白区活动，中共中央指出：“分发豪绅谷物衣服给群众，是挺进游击队在数小时内取得群众拥护的最有效手段，每到一地，必须在最近期间最大限度进行这一工作。”[148]这就是说，游击队进入白区后，必须迅速展开打土豪，在对情况不熟悉背景下，由此造成的一些问题具有相当的必然性：“地方武装过去行动，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149]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痛切谈道：“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150]

除维持生存的因素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因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有许多赤色武装到白区去，不坚决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负责人也不切实做到，工农的东西乱拿，群众跑出去了，以为这些是‘反革命的东西’，也可以打土豪！”[151]以致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152]

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当其向城镇扩展时，传统的城乡间相互敌视也对赤白对立现象发生影响：“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对于乡下人有鄙视欺侮的举动，是很普遍的事实，因此发生了城乡恶感。”[153]“农民上县的时候，则检查异常严厉，有时借故寻衅，将农民捉去罚款，弄得一般农民不敢到城里去购买货物，农民非常怨恨城市。”[154]由于此，“在游击战争发展到城市去，农民便摧毁城市以泄恨，少不免影响中小商业停闭”。[155]闽西中共地方苏维埃组织农民攻城时，“农民更喊着‘杀尽城内人’、‘烧尽城内屋’的口号。那时农民痛恨城内人的心理是十分一致的。他们都说：打进了城不但要杀尽抢尽烧尽，而且还要将城墙拆去。于是城内豪绅地主便利用这些口号去煽动城内贫民仇视我们。果然，一般贫民受其利用，做侦探、当团丁、做向导，无所不为”。[156]

应该承认，在所有上述因素中，农民本身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原因。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不可或缺。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有关。在此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北上抗日先遣队报告：“我们打罗源县时，群众戴了小斗篷，拿了梭镖、扁担，足站了有五里路长。县城一打开就自动地拿东西，阻也阻不住，话也听不懂。”[157]福建方面也反映：“贫民的房子也去搜，上至银钱宝贵的物件，下至很破很败的衣服，不管是贫民、雇农、中农都把它掠回来。发动群众去参加就是去掠东西。有的群众说‘你们得的是钱，我们得的是坏东西’。攻进乡村时豪劣地主逃跑了，存下来小儿老人，也杀得鸡犬无存。”[158]江西万载农民甚至出现“七八间（处）抄抢队的组织”。[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