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群众：组织与改造（第2/4页）

对苏区群众性武装的作用，毛泽东曾代表苏维埃中央予以高度肯定：“他们之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困难。”[245]作为对手方的蒋介石对苏区的组织状况也颇为艳羡，他在对属下的讲演中称赞苏区：

政治组织和民众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是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匪区的民众，他们都尽量的组织并武装起来，成为各种的别动队，如赤卫队、慰劳队、童子团、少年先锋队等都是，他们因为组织比较来得普遍而严密，所以民众生活能军事化，一切行动能够秘密灵敏。尤其是他的侦探来得很确实、很快速，通讯网递步哨号炮以及其它种种侦探的标志和手段，统统都能奏效。其实他的侦探和通讯联络的方法，譬如放几个号炮，摇几下红旗子，都是极简单的，但是因为得力于组织的严密，却能格外迅速确实而发生很大的效用，使匪区民众和他们伪政府匪军，都能协同一致动作。[246]

蒋介石上文中说到的通讯联络方法，康泽曾有详尽的报告：“伪军于驻地各村庄设立通讯站，预于两站之间择定置讯处所将信筒埋于砖石下丛草中，利用老幼妇女假装出外工作辗转传递极为敏捷。且不易被人察觉。伪军侦探多使用老人幼童妇女，活动时各备划有痕迹之铜币信件为的号，其携带信件常缝入衣裤或折于袖口上。”[247]在当时通讯条件不发达的状况下，这样的讯息传递方式可谓巧妙，而民众参与其中，如果没有精密的组织及发自内心的支持，都是难以想象的。

可以证明苏区组织严密的具体事例不胜枚举，当时报刊记载苏区查验路条的情况：

有一天早晨，我在离于都城不远的麻油坑地方经过。那时天色才黎明不久，路上行人还很稀少……突然，尖锐的问话传来：“同志，有路条么？”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青年女同志。我回答她：“我没有路条。”“你没有路条，不准通过；我们要把你扣留起来，送到乡苏去。”她一面说，一面前来检查我。……最后我把介绍信给她看，因为她不认得字，连忙叫男同志来看，一个同志看了还不算，再给第二个同志看，证实了才准我通行。[248]

总的来看，这一套控制体系设计非常严密，国民党方面相关调查谈道：“边匪地方，以五里一哨，中心区域，则十里一哨。对于盘查，十分认真，如无匪区县政府之路条，则行扣留。凡是群众行动，必须有高级军事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并于每月终，由县军事部派人检查各区步哨一次，各区军事部，每十天须派员检查一次。”[249]“民众之往来均须有路票始能出入，管束极为严密。若开民众大会即由代表率领前去。”[250]

当然，习久成疲，苏区步哨虚应故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我于3月6号，由博生到太雷做突击工作，经过一百余里的路途，不曾见有一个步哨，最后我由太雷县委于10号出发经日车，到龙岗区的一乡，才见一个步哨。这个同志在店内问：“同志有介绍信么？”我即答复：“没有。”他说：“没有过不得。”我不去管他，他就坐在凳上，再也不问我了。我走过以后，我到回去问他：“同志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答：“放哨呵。”[251]

有意思的是，当时国民党方面材料对中共组织严密度的估计甚至要高于中共本身，这一方面是对对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缺陷的明确认知；而对中共而言，承认并努力发现自身的不足，正是其继续改进、提高自身的重要动力。

作为权力结构深入乡村、社会动员能力空前强大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有能力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比传统社会更多的作用。苏区专门成立互济会，负责展开互助救济，乡设委员会，村有负责工作的主任，下再分小组，互济会成员包括大部分苏区民众，每人每月交会费一个铜板。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的调查记载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社会救济状况：

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

（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