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革命的宣传与实践（第2/4页）

苏区社会革命以扫荡社会陋习为职志，在这方面，禁烟运动的成就相当突出。近代以来，鸦片是危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南京政府虽然宣称要禁绝鸦片，但实际是禁而不绝，禁烟成为其征税的一种手段。苏区禁烟可谓雷厉风行，对栽种和吸食烟毒者都规定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并定期展开检查。江西省苏1932年11月报告，在所调查的9个县中，宁都、公略、寻乌无专项调查，其余6县都未发现鸦片栽种情况。兴国、赣县、宁都、永丰、寻乌、安远、万太、公略等地发现少量吸食鸦片者，其中赣县情况比较严重，“吃烟赌博者不少，每月少队所捉的三十多起”。[152]可见，经过中共的努力，在短时期内苏区已经做到基本禁绝鸦片种植，吸食鸦片者大幅减少，残余者也不断采取措施强制戒绝。

由于鸦片吸食后易上瘾，种植鸦片又有经济利益，禁绝鸦片的困难非比寻常，中央苏区为禁绝鸦片，不仅建设并投入警力禁烟抓赌，同时利用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抓捕瘾君子强制戒烟，经常性的检查也坚持不懈，防止烟毒重新泛滥。1932年底，各地在禁绝鸦片活动中发现胜利、宁都、于都、兴国、石城等县尚有人栽种鸦片，相关各县对此均予以处理：胜利县“进行以政治的鼓动和鸦片恶毒，深入到乡村中去宣传群众、解释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把遗下未铲的鸦片，连根铲绝”；[153]石城县“鸦片烟正在开始铲除”。[154]各级机关派出的巡视员将烟毒列入巡视对象，长生视察于都、胜利两县后就提出报告：“古龙岗、马鞍石一带还有种鸦片的，党与政府亦未注意这一工作”。[155]通过中共持续不断的努力，虽然在苏区内部烟毒不可能完全禁绝，如当时报告提到：苏维埃干部中吸食鸦片者就有人在，福建团组织发现“上杭、长汀、新泉都有区委负责人偷吃的现象……省委几位十七岁的老人家（原文如此——引者注）也同样吃的”，[156]永新也有“少数党员吸大烟赌钱”，[157]但在整个中国烟毒泛滥的背景下，苏区能够在短时期内使种植和吸食鸦片者成为过街老鼠，其禁绝鸦片的决心与社会改造的能力，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在艰难的条件下，中共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尽力改善苏区的卫生状况。赣南、闽西医疗卫生落后，苏维埃革命前，农民一般病痛多依靠草药治疗。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加之缺乏卫生习惯，常有疫病流行，每年因疫病导致死亡的人口都不在少数：“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158]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注意宣传卫生清洁，着力改善公共卫生，兴国县长冈乡将居民按住所接近，七八家左右编为一个卫生班，设班长，负责清洁卫生。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使卫生状况大有改观。同时政府加强医疗管理，设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雇请医生，看病不收诊费，但药须在该医生药店购买。规定医生看病费五里以内红包一毛半，每加五里加小洋一毛”。[159]1934年春夏，即使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紧张时期，各级政权仍大力开展卫生防疫活动，陈诚在占领石城后发现：“石城一切尚好，较之非匪区尤觉整齐清洁。土匪精神实可令人敬佩。”[160]这应该是由衷之言。

由于时间短暂，加上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苏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恶化，中共中央指导中的教条倾向，苏区社会改革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以宣传言，一般来看，像游艺晚会、俱乐部这样寓教于乐的宣传形式往往较能为民众所接受，而一些民众难有切身感受的活动及与群众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的组织则无法深入民心。如当时为动员民众，苏区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群众组织，但效用并不显著：“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头绪找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161]1932年底，宁化“全县成立了县工会筹备处、雇农工会、‘反帝’、‘拥苏’、‘互济’等，但组织有的只有一个名，负责人没有，工作更没有”。[162]尤其当缺乏实质内容的会议不断增多时，民众更会产生厌烦心理：“群众大会开多了，群众不愿意到会，且厌恶起来。”[163]各项工作均走在前列的兴国也报告，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中，虽然各级部门大力宣传，但“各乡到会的人数及群众的表现没有很充分的热情”。[164]这些问题，在国民党方面的报告中也可看到，李一之列举了中共宣传的一些弱点：

一、文字宣传，词义艰深，民众无由领会：除标语外，其余各种传单告民众书等，无不千篇一律，长篇大论有如前代八股，宣传效力，直等于零。二、不分时间空间一律施用不能适合环境：如在民族主义高潮中而高呼“武装拥护苏联”，适足引起爱国民众之反感；在农村而高呼“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增加工资”，不啻无的放矢。[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