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宣传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第3/3页）

中共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既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打破专制政治的愚民统治，也是为了正面宣传中共的政治理念，加深民众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因此，中共的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红色歌谣就是中共潜移默化影响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仿乡村最通俗的曲调，作成最浅近的歌文，散发各乡村告农民妇女小孩们去唱。”[130]“常仿民歌山曲，将其所需要，用以麻醉人民者编为教科书、宣传品，迫令妇女儿童，持诵成熟。”[131]如《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以及《十骂蒋介石》等歌曲在苏区被广泛传唱。在此背景下，苏区教育的实用性、宣传性要重于基本知识的输送，教育界主张的“十年树人的计划”就被批评为：“离开了当前的革命需要而从事和平的建设倾向，是目前文化教育工作主要的错误。”[132]

苏区教育重视现实功用的倾向，和其处身环境的不确定性大有关联，虽然中共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但毕竟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还不可能与南京政府全面抗衡。在自身无法准确把握未来时，某种程度上的短期行为应可理解。而且，在资源短缺的战争背景下，苏区教师缺乏，经费短少，“每个教师三元伙食费还不可得，而中央政府颁布了对教员的待遇的条例，各县限于经济而不能实施”。[133]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苏区教育文化方面的成绩已实属难得，无法过于苛求。

需要提出讨论的仍然是苏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但如同中共党内知识分子遭遇洗刷一样，苏区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处境一度也不容乐观。张国焘在其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就明确表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134]中央苏区虽然话没有说得这么直白，但基本处理方法大同小异。张闻天所说的“吃知识分子”[135]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此相关，当国民党军进攻苏区时，教育界反水现象相当严重：“广昌县教育部长雷德胜，在敌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实行叛变逃到白区。接着，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136]国民党方面一份关于江西各地在反抗革命中殒命人士材料显示，在所列65人中，乡村知识分子达35人，超过半数；35人中受过小学教育者10人，中学（含师范等中等专业教育）24人，大学预科1人；从职业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为教育，有12人是县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和教员，一为政治，15人为县区党部人员。[137]胜利县1932年8月在押犯人621人中，腐朽文人达312人，占总数的50%多。其他包括豪绅地主90人，富农62人，流氓33人，中农33人，贫农88人，工人6人。[138]这些数据显示出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间存在相当距离，而这难免会对苏区的文化教育构成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