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第3/14页）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7月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275]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276]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30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岗一带，正“待命龙岗”，[277]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表示：“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来抄袭我十九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犹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278]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279]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280]8月5日，红军在对方重重大军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其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国民党军相隔仅二十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过，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

在不利处境中，红军不但顺利摆脱，而且居然可以反戈一击，这在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8月10日，他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281]黄陂战斗后次日，蒋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282]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迅速“剿灭”红军。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快而剧烈地修改其“进剿”思路，军事上的挫败及“剿共”遇到的困难自是直接诱因，在第一线实地接触中共后，其对红军原来多少存有的轻视心理终于一扫而空，意识到解决红军绝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发动“围剿”与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样，其思路改变和国内政治形势也息息相关。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实力派。就蒋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战争中轻松取胜，形成在国内政争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实力代价又并无多大进展可能，则一定要细加掂量。所以，虽然蒋在接到两广方面诋其“剿共”不力讯息时大声喊冤：“闻粤伪府已下讨伐令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283]但两广方面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未必纯为诛心之论，同样的怀疑处处可见，即连他的亲信部下陈诚对其态度似也并无把握，“围剿”期间曾在家书中说到，对中共“如能继续追剿，不出一月当可根本肃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决心否？”[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