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第2/14页）

更重要的，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66]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在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即为“剿共”，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已经在政治上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267]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指出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

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268]

这是说的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269]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实乃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处于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出于其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一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是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意外地却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270]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形成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等主要任务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现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明确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271]7月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272]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对红军的动向，国民党方面有相当掌握。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273]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不是空穴来风。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8日日记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仍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