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形势与新任务（第3/3页）

我们现在对于敌人军队提出的任务，已经是夺取敌人军队要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些……在空前未有的民族反帝高潮之下，只要我们作了相当的工作，有时候甚至于简直不充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把这个军队从帝国主义后备军和中国反革命的武装支柱，变成为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及卖国贼底战斗力量。

我们的军事工作，现在当然仍和以前一样，主要的是夺取士兵群众。但是，我们现在同样应当注意在敌人的下级以至中级军官成分当中的工作。譬如，在下级军官和各种军事学校的青年学生当中，有许多是真正热诚的所谓“爱国志士”，他们真正愿意为民族解放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拼命。[49]

王明要求争取中下级军官，并把争取敌人军队看作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的任务，表明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判断已在持续发生变化。1934年11月，王明进一步谈道，在武装保护祖国的旗帜下，中共不仅可以夺取南京部队中的很大一部分中下级军官，而且还有更多的可能：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甚至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自己军队和广大民众底革命情绪逼迫之下，不能不实行公开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同时，就不能不允许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在他们统治范围内公开宣传和活动自由，结果时常形成很便利的条件，可以使我党不仅有夺取很大部分军队，而且甚至整师整军的队伍到革命运动方面来。

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目的，已经不仅是在于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于夺取他们到武装挽救祖国斗争方面来。[50]

这一系列的认识，事实上已经相当程度上触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问题，为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提出建立除少数人之外的各政治力量抗日大联合奠定了基础。王明主持起草的“八一宣言”宣示的统一战线方针，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政策的逻辑结果。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中国党的代表，王明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应有其重要影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王明在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下作出的政策转变，和其处身莫斯科，相对离开国内国共对立的残酷环境，可以盱衡国内及世界大势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莫斯科政策总体向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趋向，折射出国内国际局势已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化，提示着中国革命在形势成熟时，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新的抉择。其潜流所及，会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只是这些对当年处身国共对抗前沿的中共中央而言，还太过遥远，生存，尚为中央苏区的不二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