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4/8页）

不言而喻，东方问题能够成为一项国际争端，本身就说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衰弱到无力保护自身的安全和主权的地步了。肯尼思·沃尔兹那句“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17]，正好适用于这种情况。如果土耳其不是权力太小，外国无由插足近东；如果俄国和其他列强不是权力太大，也没有可能为黑海海峡起衅。除俄国外，英国是最关心黑海海峡问题的大国。只要没有威胁英国利益的强权染指东地中海，英国对利凡特地区的兴趣就只限于通商和护侨。一个已经无力扩张但仍足以自卫的土耳其帝国最符合英国的需要，使之可以不付维持正规帝国的成本就能享受非正规帝国的绝大多数利益。反之，英国必须保护通向印度之路不被切断。在伦敦的战略家心目中，东地中海正位于这条路线的咽喉，地缘政治价值急剧上升。这片新升值的冲要跟以前的佛兰德与北海一样，必须归为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如果可能，通过扶持奥斯曼帝国来保护；否则，就通过瓜分奥斯曼帝国来保护。

至此，英俄两强都已陷入安全困境。英国的安全线以直布罗陀—马耳他（后来才增加苏伊士）东西方向横跨东地中海；而俄国的安全线以敖德萨—达达尼尔南北方向纵越东地中海。倘若俄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黑海海峡自由通航的诚意，南下扩张就根本没有必要。如果英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奥斯曼帝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那么劳师地中海就是庸人自扰的举动。不过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双方的不信任都有其道理。这正是沃尔兹笔下的“在此状态中，各国都无法摸透彼此的意图，为了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在这样做时，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各国出于安全考虑将自己武装起来后，更感不安全，需要购买更多的武器，因为保护任何一国安全的手段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后者又转而武装起来作为对前者的反应”[18]。这一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假定特别适合解释英国的外交政策，它只要能把别的大国撵出去，就乐于理性地自动降低统治成本；但不能充分地解释俄国的外交政策，它有非理性的为扩张而扩张的半宗教式狂热，支付的成本和争取的利益常常不成正比，不遇上坚定的抵制很少会主动收缩。

其他列强卷入东方问题都不如英俄两国之深。法国的渗透主要出于维持大国威望的需要和打击英国势力的嫉妒心理，虚荣多于实利，往往在没有现实利益的地方制造出问题以便重申法国的大国身份，拿破仑三世争取利凡特地区基督教徒保护人的外交活动即其显例。这些政策也不尽符合国家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假定。普奥（及1871年以后的德奥）两国在柏林会议以前对东方问题一直缺乏兴趣，满足于根据本国对英法俄三国的亲疏出售其忠诚。直至柏林会议以后，两国外交政策日益积极，更多地介入土耳其和巴尔干事务，对国际体系由多极转向两极、铺平通向大战之路居功至伟。

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大国协调的原则，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为这一原则提供了检验的机会。英法俄三国联军的武力仲裁剪除了埃及土耳其舰队，建立了列强联合保护下的希腊王国。但是，1833年，俄国采取单边行动，以《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破坏了国际协调原则。条约规定俄土结成单方面的联盟，也就是说：俄国承担保护土耳其的义务，但土耳其不必承担保护俄国的义务。战时，联盟封闭海峡。[19]这一条约事实上把土耳其变成了俄国的附属国，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变成了俄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尽管俄皇尼古拉一世表示《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对俄国仅仅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益，英国并不因此而放心。在帕麦斯顿政府的压力下，在1841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英俄同意撤销《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代之以五强签订的《黑海海峡公约》。公约以五强共同担保比利时中立的同一方式，共同担保土耳其领土完整和黑海海峡通航自由。

《黑海海峡公约》奠定了19世纪英国的东方政策的基础，帕麦斯顿政府使英国承担了奥斯曼帝国海峡主权保卫者的任务，这一任务有赖于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信守承诺、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然而，1848年革命打击了旧欧洲的大国协调机制和共同价值观——正统原则，国际会议所作承诺的可信度也随之大打折扣。法国革命政府宣布：“在法兰西共和国公众眼中，1815年诸条约已不复存在。”[20]拉马丁的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第一次有一个强国政府发表正式宣言，宣布国际会议所做安排没有道义上的效力。拉马丁把国际关系放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尽管他的原意并不是要这样。[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