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3/8页）

这就是“俄罗斯神秘灵魂”的奥秘：两个灵魂争夺一个躯体。这个躯体本来无力承受其中任何一个的负担，但同时承受两者之后，却在分裂和斗争的痉挛中爆发出狂人的蛮力，足以让任何接受理性化程序训练的对手望而生畏。俄罗斯社会为俄罗斯国家燃尽膏脂，但俄罗斯国家从来无法取得与这种牺牲相应的外交成果。她不能确定国本，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俄罗斯的利益。从叶莉扎维塔女皇坚定的反普鲁士政策到彼得三世狂热的亲普鲁士政策，从保罗固执的武装中立到亚历山大戏剧性的大同盟，断裂、跳跃和不确定性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特点，至今仍然如此。如果说英格兰外交那种“罗马式”的稳健来自国本坚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那么俄罗斯外交那种“马加比式”的痉挛就来自灵魂分裂的紧迫感和狂热性，因为此刻占据俄罗斯的灵魂要求在刹那间伸张自己的正义，不为恺撒即为虚无。马萨里克慨叹：俄罗斯未能经历酝酿的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15]但这种想法对“俄罗斯神秘灵魂”毫无意义，因为下一个俄罗斯很可能是她的敌人。

通向印度之路、通向拜占庭之路

“七海”——东印度航线是欧洲大陆的后门，却是英格兰的正门。印度是帝国大业的试金石。1608年，约翰·霍金斯抵达苏拉特。1612年，托马斯·贝蒂赢得了苏拉特海战。1639年，圣乔治堡建立。1690年，威廉堡建立。1757年，克莱武为英国赢得了印度。没有殖民事业，新教国家不可能从欧洲的边缘变成欧洲的主人，英格兰不可能变成英帝国。这个帝国源于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临时方略，这些方略就像英国的习惯法一样芜杂而不合逻辑。它们的优越性在于：实现间接统治，极少扰动当地的惯例和习俗，能够通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而生存。不过，这种做法不是有意设计的政策，而是英国人厌恶抽象思维、信任健全常识的自然结果。英国人之所以会成为好的经验主义者和好的殖民者，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动脑筋的习惯。否则，他们的殖民地也会像拉丁国家一样，充满统一规划的制定法和官僚制度，除非在每一个村庄安置一名宪兵，不然就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只要一切可以模糊应付过去，英国人甚至不愿意设想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帝国。他们乐于想象英格兰仍然生活在亨利二世和《克拉林敦条例》的时代，即使内战也不过是拨乱反正：驱逐了外来的、晚近的、非英格兰的绝对君主制实验，返回各等级共治的古老自由。没有人能比英格兰的辉格党人和普通法（习惯法）学家更拘泥于前例和传统，从爱德华·科克爵士的时代起，这两者就通常都是一类人。[16]但拿破仑提醒他们：还有另一条通向印度之路——马耳他以东，是苏伊士；苏伊士以东，就是印度。英国即使不准备直接控制这条路，至少也不能让其他列强从中作梗。从《亚眠和约》破裂，英军永驻马耳他那一天起，英国人由误打误撞的帝国主义者变成了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者。

帝国，就其罗马原义，意味着搏击强梁，卵翼贫弱；临豪桀以厉，待降虏以宽。大英帝国是没落帝国奥斯曼的天然保护者，让垂而不死的土耳其遮蔽地中海之路、遏制欧洲大陆列强的不轨之心，而“七海”之路由英国独享。欧洲大陆需要列强势力均衡，海外需要大英帝国独大。

英国有了帝国，却不愿意想到帝国。俄罗斯从来没有得到“帝都”（恺撒格勒或沙皇格勒），却永远不能忘记帝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是俄罗斯帝国的起点，俄罗斯的先在使命就是：保护东正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侵凌，进而解放伊斯兰奴役下的基督教各邦，最后收复帝都、重光正统。俄罗斯的统治者常常忘记他们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人民却从来不会忘记他们是正教徒。其他的征服只是王朝之间的冲突，只有面向南方的战争才能激起全民的热狂。只有土耳其才是俄罗斯的天然敌人。到维也纳会议时，俄罗斯经过六次战争，已经占据了比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桥头堡，在俄土关系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可以预料，只要君士坦丁堡不致牵涉国际纠葛，俄罗斯消灭宿敌、光复帝都乃至拜占庭故土，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正是从维也纳会议开始，“东方问题”不再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生死斗争，而是欧洲国际俱乐部的平衡游戏。

诸神的裁决：从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多国体系以集体制衡行动维持国际均势最成功的时期就是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这段时间。此间列强大体尚能维护大国协调、利益补偿、以国际会议仲裁争端的机制，使欧洲本部各国间战争的数量、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大幅度缩减，这一点与以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以后的世界大战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欧洲各国间的利益补偿是以牺牲中欧各小民族和非欧洲世界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东方问题就是这一机制的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