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恩自浅胡自深(第4/7页)

[45] 表面上是哲学问题,骨子里是政治问题,详见下文。

[46]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争论焦点是,现在的执政者能不能自称“不知道”而逃避历史的责任?揭露真相,应该导致和解还是清算?

[47] 马棰是南朝名士对北府军人的蔑视性代称。刘裕政权象征着流民军人集团对士大夫门第的胜利,后者既不满又无可奈何。他们不肯像陶渊明一样索性归隐田园,只能自嘲马棰下富贵(侍候大老粗)。参见萧华荣《簪缨世家》。

[48] 琅琊王氏和司马氏。《晋书·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49] 《晋书·顾荣传》载,陈敏“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假荣右将军、丹杨内史”,后“周玘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敛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

[50]参见《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51] 王导的特长就是在官场内部和侨、吴士大夫之间打圆场。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毫无原则。赞成他的人则认为:如果没有他不断调解,矛盾重重的东晋政权很可能从内部崩溃。侨人士大夫没有武装,但有文化。他们能通过乡里清议(士大夫主持的地方舆论)剥夺反对者的任官资格,因此清议绝不是空洞的道德谴责,而是有极大的政治分量。只有极少数军事强人(包括刘裕)才敢冒犯士大夫精英集团,宣布准许乡里清议排斥的人士咸与维新。

[52] 谢朏(441-506年),字敬冲,陈郡谢氏子弟,拒绝卷入萧道成的篡位计划。

[53] 玉通,号文中子,隋朝初年的大儒。他认为陈朝的灭亡和建邺的平毁(隋文帝为防止南朝复活而采取的破坏性措施)是礼乐正统的中断。

[54] 贤人政治以教育代替出身,作为贤能的标准。儒家几乎做到这一点,但教育又产生了学阀世家,使家教变成另一种阶级分化的源头。清议监督政治是汉儒的梦想,但必须依靠掌握文化资本的士大夫家族才能执行。礼乐价值是儒学家族干政的道义依据,只有他们能充当礼乐的裁断者。因此,文治理想(教育和舆论的政治)只有依赖家教家学来传承。琅琊王氏称礼学为“青箱学”,视为传家之宝。礼学是大家族维持秩序的规范,在小家庭中没有存在的必要。六朝礼学的兴盛源于门第的投入,在此期间朝廷对学术的支持急剧减少。大家族又称“唐式家族”,这是相对于秦汉小家庭而言的,但唐代门第其实是魏晋的产物,只是魏晋六朝的自然延续。通常所谓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就是宗法制大家族社会,在秦汉时期尚不存在,产生于东汉以后儒家的长期培养。“差序格局”意味着个人只对家族共同体有义务,对外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义务。大家族不同于小家庭的特点就是高生育率和抗风险能力。东汉和罗马晚期都以生育率的下降和蛮族阑入为特征,都以蛮族入侵为结局。大家族主义和绝后恐惧文化是对这种危险的回答,有效地挽救了人口危机。

[55]北魏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正光五年(524)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起兵叛乱。

[56] 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阳,“五胡乱华”的时代开始。

[57] 永嘉蛮族入侵类似日耳曼蛮族入侵,开启了隋唐以后的近世。

[58] 江统,著《徒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旗人迁徒出境,以防微杜渐,阻止叛乱。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五胡乱华”,后人评之有“先见之明”。

[59] 北魏武泰元年(528)尔朱氏之乱,屠杀王公百官两千多人。

[60]这是白俄流亡者的口头禅。

[61] 参见《韩非子·五蠹》:“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62]庾信《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63] 台湾报刊常用的术语:尽可能求同存异,争取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中间路线。

[64] 宋武起家京口(南徐州),即徐州(彭城)流民桥聚之地,民风劲悍,故曰“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谢玄因之置北府而有淝水之捷。宋武用之收关洛,置大本营于彭城(战果宋地、北朝徐州),受宋封,复制曹公父子邺城(魏国)-许都(汉朝)模式,卒篡晋室。至今刘氏仍以彭城为郡望。宋武之宋,彭城北府集团也。

齐高起家淮右,以青齐流民为骨干。初,宋武破南燕,置青齐二州于广固历阳,尽诛鲜卑王族,起青齐大姓为长吏。明帝朝,建邺、寻阳争立,北朝入寇,虏青齐二州刺史沈文秀。青齐流民奔淮北,宋人用之守淮。萧氏以其渠帅健者为选锋,卒成王业。流民帅=边防军,此东晋用郭默、蔡豹以来之成例。三吴财赋之区,其民柔懦不堪战,素畏流民之轻剽敢死。故而祖(豫州)苏(青州)以来,称兵内向者相望于道。齐高之齐,淮右青齐集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