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侯甘居胯下（第2/2页）

汉家全胜于近畿，渐及于远邦，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淮南衡山之狱，衡其地望，皆楚地也。秦楚世仇、三户亡秦、楚汉鸿沟之余烬复燃。吴王诏“孤王六十许、幼孙十四皆从军，少于余、壮于孙者当从”，即秦昭襄王长平总动员令（丁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悉赴军前）翻版，“全民总体战”[17]告别演出。前此之封建战争不与野人，后此之帝位战争不与顺民。舍法国大革命至两次世界大战二百年外，人类无此倾国之战。[18]

历史终结后，“末人”甚少能维持历史理解力。清圣祖不信有长平事，清儒尤有“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之自作聪明，皆视周秦之变为后世寻常改朝换代，争位固位之技术高低而已。设若有朝一日，西欧文人高论“丘翁戴帅不知劫盟军，据柏林总理府，自为全欧领袖，划英法为行省，执着于衣锦还乡何为”，吾辈即知“历史终结”业已实现于全球。

历史之人视史后之人，如人视群蚁，轻蔑掺杂羡慕。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舍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之无限痛苦、无限孤独，其命运于出生之先，已由历史之人预断，虽有贤圣深谋，不过修正历史细节而已，远不及历史之人纵属无心过客，亦可以其“初始条件敏感性”“路径依赖”尽翻全棋。

吴楚拒汉，兵车之外，亦有思想之战。法出三晋，儒出邹鲁，道出南国，墨出殷宋，乡风宗风，百年不易。长安朝廷意识形态，以名法为内核，至武宣不改，相继以黄老、儒术、阴阳为缘饰。《淮南王书》则以道家为主，稍取儒墨为补缀，流衍之余，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说。

“清君侧”实质含义，即长安朝廷周天子化，复诸侯战国式自由，其时关东诸侯召游士、养游侠，原系小战国残余。“大决战”、“中国之命运”后卫战尘埃落定，此后虽有亲藩之乱，皆个人或集团争位，无涉“体制问题”，历史步入终结。[19]

秦政或“专制平等主义”可以废贵族，而不能无权贵。贵族者，以历史资源先于绝对君主制而存者，君主依赖性低于文人士大夫，可以杀专制之势。权贵者，宫廷恩幸，舍君恩无所恃，君主依赖性高于文人士大夫，天然倾向于以“君权原教旨主义”破坏文人士大夫“可持续君权节制主义”，国破家亡出此辈者十居七八。前现代国家，历史贵族早衰者，无不流于东方专制主义陷阱。华夏距此，通常不过半步之遥，而此半步端赖“无恒产者”儒生一再以“精神贵族”自任。

秦政夷有原则有形态之贵族反对者，实有利于无原则无形态流氓无产者。顺民免于列国诸侯征伐之苦，必受率土王臣“无所逃也”之苦。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不容免费午餐存乎其间。

封建已废，以顺民专制主义为国本，流氓无产者与士大夫争国运，即“历史的选择”“历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时代挟外力降临，始有重新选择机会。“我们通过选择我们的神明，来选择我们的命运。”

骰子尚未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