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侯甘居胯下

封建之制，文武同流，礼制军制，初不能分。[13]贵族传统及其“荣誉、责任、信仰”，互为表里。礼崩乐坏，自军制始，次第牵动全民。

管子变法，“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国语·齐语》）。

缪公伐晋，“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吕氏春秋·爱士》）。

赵简子伐范氏、中行氏，“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平民得为士。

此皆封建将崩而未坏、世运将转、平民将兴、新旧杂陈、鼓荡相激之兆。伯里克利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皆有贵族解体背景在，文明青春黄金期幻觉之一，即在自信精力无穷、盛世秘诀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赖于若干历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无从复制，人智难及。

此刻戎务，尚守礼制，竞技为先，仁义是尚，不以成败为核心价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义重于生，究系礼乐干城。秦缪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忌，受极恶之“缪”谥号，彰其遗恶甚于淫昏之灵、隐。此儒道之万古江河，当时之“普世”“底线”论。楚庄复蔡社稷，不爱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已得礼乐之精——怀百工、来远人、兴灭国、继绝世。[14]故列强不复夷狄视之，庄王由此始能与诸夏之君并列，否则其功业岂足比肩成王、缪王。

戎以求荣，守《司马法》，不禽二毛、不重伤。[15]千乘之国为大。大役“三军尽没”，不过数千。三鼓成列，及暮胜负已分。尚有嫌其迁延，乃欲“灭此朝食”者。《左传》时代之戎务，大略类此。故而当时社会视从戎为贵族特权及荣誉，平民有贤者得入戎行，皆以为荣，不以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卫、吴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构主义”洪水滔天。廉洁可辱，爱民可烦，不容礼义厕足其间。上古以德，中世用贤，今世争力，“专制平等主义”进入历史，以“军功面前授爵平等”为突破口，历史怒马狂奔，“千乘之国”未尝于“万乘之国”稍息片刻，直入长平式“举国总体战”，所赌者非一将一军，而系一国丁男之全。军役之荣耀一变为血贡之恐怖，是以“卒之母”闻大将与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贤”“无类”之“启蒙主义平等”理想落实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孟子·梁惠王上》）、“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现实政治”之于“普遍价值”，已有不能两立之势。儒者以“螳臂当车”自况、“宁蹈东海”自任，已开“节烈论”之渐，实有壮怀，非如后世末流“仅责幼弱”。

六王毕，四海一，始皇“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径以文法吏治黔首，没路王孙满市曹，贵族平民界线化为乌有。

于是有“百姓初带剑”，新新人类诞生。

韩信带剑，受“王孙”之称而居之不疑，不受决斗挑战，不守贵族荣誉法典、效子路结缨而死，竟至甘居胯下，一时沦为当时之“韩跑跑”。以旧贵族心理自属荒谬绝伦，然以平民“成功学”心理，个人（“为天下者不顾家”）发迹变泰（混迹于政治阶级）为根本目的，余者不过手段而已，谋大者不计小，目的岂为手段设？

此类思路，稍进半步，即入流氓无产者马基雅维利主义，“分我一杯羹”。汉家赖此而得鹿。

韩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面形象进入民间俗文化，列国鲜见，折射平民化、同质化早熟，寒门心态主流化之“中国特色”。

旧贵族项氏、田氏身即政治阶级，与国同戚，无所谋于“发迹变泰”“成功学”，起兵为楚、齐历史光荣，岂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为一物，举义原为锄秦政，复齐桓、晋文之世，若必以秦政为法、“弃礼义而上首功”始得求胜，真所谓“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诡谋，亦同此心。于己“求仁得仁”，于敌“授柄与人”。

以义帝继周天子，复列国之局，非项氏私志，实关东举义共同纲领最大公约数，所争者仅在“谁有资格继承桓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汉王即位垓下，亦出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于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诸侯之首”（周政），即楚汉间宪法问题之首。

汉高权谋政客，富于现实感，但求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绝不为抽象理论以现实利益为赌注。“垓下纲领”乃众霸君相互承认既得利益，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后由近及远，徐图进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贯高之谋。汉王辱赵，非张王有罪[16]，殆欲发动葛兰西“文化革命”“阵地之战”，确立“天下一人，诸侯不过顺民之受宠者”意识，粉碎“诸侯有国，天子乃国际联盟荣誉主席”旧观念。张王吾家贤婿，自当配合表演，否则以韩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谨事汉之赵？无奈赵王知趣，赵国公卿偏泥于故事，以为汉之待赵，当如齐桓礼鲁、晋文存蔡。于是，大狱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