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性爱

在18世纪末，一种全新的性开放态度改变了英语世界的文化。各种各样的性观念与性行为，无论婚内婚外，如今都以一种更为公开的方式被人们讨论、赞赏与实践。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出发，很容易看到这种新的宽容态度之底线所在。一个未婚的女性怀上了非婚生子，仍是一种足以致其毁灭的社会灾难。两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则更为危险。人们主要赞赏的乃是有产的白种男性对于异性之追逐，那群人掌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与文化影响力。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见，其他阶层的人同样认可性是一种自然、愉悦与令人亢奋的事物。

相较其局限性而言，远为惊人的是，18世纪这种全新的开放态度，与截至当时笼罩英国的戒律文化之鲜明对比。教会与政府的整个性监管机制已近乎烟消云散。同样不见的还有维系这一机制的思想与社会氛围。公共的性探讨如今规模更大、程度更深，它不再由男性的教会与社会精英所牢牢控制，并且也不再大肆主张婚外性行为是危险与错误的。相反，至1800年左右，这种看法在各种新媒体上或隐或显地遭到了不断的否定。结果是，其造就了一个新的传播世界，性观念在其中以差异极大的各种方式被塑造。这是一场剧变。同时，这也主要是一种都市的现象，引领者就是伦敦。即便是在遥远的北美殖民地，首都伦敦的文化仍然主导着一切。性戒律的原则在19和20世纪仍保持着很高的权威，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结语中会看到，但它们再也没能居于主导。应当说，从此以后，克制与享乐之间的张力将支配着英语世界的性文化。

这一历史进程的后果是显著的。至1800年左右，贵族与士绅成员较之此前往往更为公开地保持婚外情或通奸关系。在18世纪的各个时期，像首相、大法官、外交大臣、海军大臣、约克公爵与威尔士亲王这样的大人物，以及无数知名的男性女性皆曾如此。某些美国的开国之父，包括富兰克林、伯尔、杰弗逊以及汉密尔顿亦持有这种观念。这种社会潮流是前辈清教徒移民及其英国本土的同道无法想象的。

性快感同样逐渐得到了人们共同的赞美，尤其是在男性俱乐部。其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政治家弗朗西斯·达什伍德爵士创办了一些纵欲的团体。在其领地的中央，他建起了一座维纳斯神庙，设计得宛如一个巨大的阴道——约翰·威尔克斯1763年打算付印的那首臭名昭著的色情诗《论女性》，正是献给达什伍德这个群体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较为粗陋的俱乐部，名为“乞丐的祝福”，它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从苏格兰东部沿岸扩张，到达了爱丁堡、格拉斯哥，甚至远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其成员定期聚饮、谈论性事、交流黄色笑话与歌曲，以及阅读色情作品。他们还花钱请女郎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他们的核心活动是比较彼此的阴茎，并独自或集体于阳具崇拜仪式上在他人面前手淫。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中年、有产的体面人士：牧师、贵族、绅士、律师、军官、海关、商人、工匠及学人。这个俱乐部大多数记录与制品虽然已经遗失，但仍有一本关于其仪式器物的集子留存，其中点缀着赞美性自由的文字与图画——徽章、印记、腰带、证书、宾治酒碗、阴茎状酒杯、一本特意美化过的《圣经》，还有一个充满了淫秽装饰的圆形锡盘，成员们集体把精液射入其中（见彩图22）。

在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早期，英国的高级妓女同样迎来了鼎盛时代。这些女人作为基蒂·费舍尔与范妮·穆雷的后继者，已不仅是别人的情妇，更是风月场上独立的企业家，她们的声名与财富有时候可以与自己的男伴匹敌。南茜·帕森斯是一个裁缝之女，她相继做过格拉夫顿公爵与多塞特公爵的情人，随后又嫁给梅纳德子爵，最后在她五十岁出头之时，在梅纳德勋爵的同意下，她成为了年仅十几岁的贝德福德公爵的伴侣。格蕾丝·达尔林普尔·艾略特因与一个爱尔兰贵族通奸而与丈夫离婚，后来成为了乔姆利伯爵的长期情妇，但有时也与多名法国贵族以及威尔士亲王卿卿我我；其私生女亦嫁入了贵族之家。无数其他女性同样赢得了或大或小的声名。

特别是在伦敦和其他城镇中，兴起了一种服务于性快感的规模庞大的物质与文化产业。卖淫更加公开，也更为普遍。妓院和其他幽会地点公然张贴广告，以满足男性与女性在婚姻或性爱上的冒险追求。性疾病与性健康得到了公开辩论。报纸不断地讨论桃色丑闻与人物：某些报纸甚至完全用来登载性八卦与荤段子。色情图画与读物同样俯拾皆是。17世纪晚期以前，色情读物主要局限于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法语文本，多数以抄本形式流传，其制作与售卖皆很隐蔽。可到了18世纪晚期，英文淫书的市场已经极为繁盛。虽然淫秽品的出版仍然是非法的，但较之以往，如今要得到色情作品真可谓易如反掌。到了世纪之交，即便是女学生与乡村牧师也有可能获得出版商发行的淫书以及春宫图，“裸体的男女交合在一起，采用各种姿势，站立的，躺下的，坐着的，统统不堪入目”（见插图52-53）。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新的性趣味，即将其视为现代的、启蒙的、自然的、理性的最高快感。它同时也是媒体革命的一个产物，其开辟的新变，其为性宣传与性追求所提供的无限机遇，皆已扎根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