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大爆炸

最显著的缘由，即是印刷媒介的巨大发展。早在1700年左右，伦敦民众的文化程度就比全国其他地方要高。多数男女都能够阅读与写作，包括大部分用人与学徒。不过，从那时开始，各类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就受到了种种的抑制。最公开的乃是官方的批准与审查，历任政府都以此试图阻止与压制异端观念的发表，虽然从未彻底成功。其结果则是，多数观念在付梓之前，就已经受到了自我审查以及媒体相关规章的限制。

通过写作来传播观念的另一条途径是抄本的流通。直到17世纪晚期，这种“抄写发表”仍极为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难以付诸剞劂的重要思想。其可以容许远为自由的语言与主题，因此，大多数色情文学（淫秽与粗俗的诗歌、性讽刺作品及性爱写作）都是以这种方式流通。不过，抄本的受众更为局限，因为其复本的数量往往相当少，而且不少作者与传播者都有意地限制着读者群。即便是最流行的抄本也往往局限于社会精英的圈子，大部分作品，公众都无从知晓，不可得见。

自从印刷术发明之后，审查制度只在两次政治危机中被暂时中断：英国内战以及17世纪80年代早期。在此期间，一大堆出版物纷纷涌现，直至审查批准制度重新确立。不过，随着《许可证法》在1695年被意外地废除，审查制就永远不复存在了。于是在18世纪，前所未有的大量与多样的书籍与小册子纷至沓来，表达的自由也同样显著地得到了扩展。例如，我们知道在1677年大约有八百种不同的发行物，而到了18世纪末，一年内发行八千多种出版物也一点儿不稀奇。1670年左右，在伦敦、牛津、剑桥与约克只有约两打印刷厂得到了许可，而到了1800年，则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印刷商与出版商，差不多英国的每一座城镇都至少有一家。与此相应，书商的数量亦急速增长，遍布各地。最后，各类出版物也以全新的方式及于广大受众：通过流通及会员图书馆、读书俱乐部与咖啡屋。

46.这份关于范妮·穆雷的歌谣可能售价一便士，其中的木版画来自她众多版刻印刷品中的一幅。

报刊业的骤兴，对于创造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氛围而言，尤其重要。在1600年前没有报纸，即使在1695年，其数量仍然极少，且关注面狭窄，发行范围有限。但到了1716年，已经有大量的新办报纸流通于市面，达德利·莱德的日记不经意地就提到了至少一打数量的报纸。一份1752年伦敦“主要”报纸的目录列出了总共二十种报纸，包括日报、一周三报、一周双报、周报、双周报以及月报，这还不包括许多次要的报纸与杂志。而到了1765年，除了报纸之外，还有超过七十五种的都市期刊，其中不少期刊的发行量极大。许多报纸的读者群已经超出了首都的范围，而且在地方上，还有数十种本地的日报。

这些媒体的读者数量加起来同样惊人。当约瑟夫·艾迪生创办《旁观者》时，他预计其印量只有三千份，每期的读者约为六万人一天，通过私下传阅、公开朗读以及在俱乐部与咖啡屋流通——“如果每一份能够吸引二十名读者，这么估算还比较谨慎，那么我可以预期在伦敦与西敏寺大约会有六万名读者”。而在其后数年这份刊物达到鼎盛之时，据说“有时一天竟可以卖掉两万份”。另外，对于同样的新闻与看法、同样的书信与随笔、同样的故事与观念之不断地重复使用也日益普遍。大多数畅销报纸都至少得有一次被搜集印制成册，以确保其内容能在初次发行之后很长时间内仍得以流通。在18世纪中叶，报纸同样不断地重印、摘引、改写与抄袭别家的内容，日复一日。

印刷出版品在数量与普及性上的极大提高，改变了大众传播的性质。它使事件与看法较之过往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布。新的印刷形式，使得过去只能依靠口传或手抄的内容，如今对于多数人而言都变得触手可及。新闻、流言与信息得到了更快速与更频繁的传播，其流通规模亦甚为扩展：在18世纪50年代，即便最底层的男女也喜欢购买报纸。正因为此，塞缪尔·约翰逊在自己办的报纸中写道，英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有见识的，“我们无疑要将此优势归功于信息的涓涓细流，其在你我之间流淌，我们每个人都得到沾溉”。没有这些进展，18世纪妓女的声名远播自是全无可能。

不过，尽管新媒体的发展是其重要的促成因素，但也不能够提供充分的解释。早在17世纪前期，男女名流的肖像版画就已经颇为常见——妓女画像在一个世纪后才流行这一事实，与其说反映了新媒体的兴起，还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新观点的兴起。其他的宣传形式亦复如此。即便在查理二世治下，低贱女子的性丑闻也能得到广泛传布。在1663至1673年间，屡次重婚者玛丽·卡尔顿成为了数十种传记、自传、回忆录、戏剧及小册子的主题。跟她的作品一起，她的肖像被雕刻与出版。她的形象甚至出现在舞台上，那是一出表现其生平故事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