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与改造

性慈善的出现促生了一种对付所有罪犯与社会另类的新方式。直至18世纪70年代，大多数罪犯被判处数周的苦役、具结保证、流放或绞刑，而监禁则并不常见。但到了18世纪晚期，兴起了一股强大的监狱改革运动，其高潮则是最初一批现代监狱的兴建。这一运动的某些支持者与性慈善联系紧密：“监狱”（penitentiary）这个词本身即源自相关的慈善机构。虽然妓女收容所是自愿性质的机构，但其规章与建筑极大影响了有关监狱的新观念。被收容者都被置于特定的建筑之中，以便于全天候监视。她们被区隔为几个等级。她们受到持续的监督，遵守严格的日程，强制劳动与祷告。经过长时间的监禁生活，以及此后的监外察看，她们将变得遵纪守法，脱胎换骨，对社会有用。正是这些原则启发了现代监狱、少年犯管教所以及假释制度的建立。

同样，慈善的观念也主导了人们对待失足女性的态度。妓女仍然作为堕落的罪犯，受到监管、惩罚与唾弃。不过，即便是最严苛的批评者，如今也倾向于承认性交易的根源在于社会与经济环境，而非个人品格。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女权主义者将卖淫视作男权社会一切深层不公的象征。“收容所与忏悔院无法革除这些弊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写道，“不是慈善，而是正义，才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与此同时，她们也认同妓女身处悲惨的环境。因此，“解救”与改造失足女性的吸引力仍然有增无减。

1800年之前私下践行或倡导这一做法的人包括詹姆斯·博斯韦尔、塞缪尔·理查森、塞缪尔·约翰逊、杰里米·边沁、罗伯特·霍洛威、约翰·卫斯理、多萝茜·雷普利及其他重要的卫理宗信徒与传教士。它之所以逐渐引起福音派的注意，一个原因即在于黑奴制与白奴制的相似之处。人们不需要出国就可以见到可憎的人口买卖，乔治王朝时代晚期一位救济事业的支持者评论评道：“黑人奴隶的痛苦有哪一点伦敦娼妓未曾感受到？勾引者或强奸者在她们年轻时就永远地将其毁掉……暴虐之行袭击着她们的人身……并把她们蹂躏成最野蛮的动物。不幸的女子之内心难道不比野蛮的黑人更冷酷无情吗？”另一位批评者论道，妓女的“奴役与惨境”比“那些西印度群岛的非洲人所遭受的远为不堪”。

在19世纪，人们开始普遍将卖淫称为“巨大社会罪恶”或“白奴制”，而解救失足的女性成为了一种社会热潮，某些在公共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物对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那些争取女性权利的人而言，妓女遭受的压迫以及与她们当面交流成为了一个特别的信念。例如救世军这样的传教士组织就将此视为其基本使命。这一观念同样也广泛见于主流国教的牧师、作家、艺术家、社会改革家、政治家以及无数的公民。截至1837年，“圣教书会”已发行了五亿本旨在拯救失足女性的手册。鼎盛时期的查尔斯·狄更斯曾投身于建设与管理一座面向忏悔妓女的避难所，其资金则来自于女富豪安吉拉·伯德特-库茨。他的小说家同仁乔治·吉辛试图（但未成）通过结婚的方式来解救一个年轻的妓女。威廉·格莱斯顿将此问题称为“我灵魂的重负”。在几十年间，甚至当他任首相时，他都会在夜晚漫步街边，以解救妓女。格莱斯顿夫人则会在唐宁街10号邀请忏悔者饮茶。1928年，在伊夫林·沃精彩的讽刺小说《衰落与瓦解》（Decline and Fall）中，白奴制及其骚动的环境已变成了现代社会之普遍、彻底腐蚀的显著象征。

因此，在1800年以后很长时间内，拯救失足女性的热情依然经久不衰。许多其他的性病医院、收容所与忏悔院迅速地在国内外建立了起来。早在1816年，英国本土就存在至少十二座针对失足女性的避难所，爱尔兰、印度及美国也有一些。不过，这类机构真正大量出现还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1860年，据一本新杂志《从良妓女之友》估计，伦敦约有二十四座“家园”，此外在全国还有四十座。到了1917年，整个英语世界已经拥有了四百多座。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由数以百计的志愿社团与收容所构成的网络，致力于性纯洁与救助工人阶级女性。一位研究此现象的历史学家评论说，救助单身母亲完全是“一股全国性的潮流”。因此，由抹大拉之家与兰贝斯收容所开创的救济事业，发展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与20世纪早期中产阶级最持久的关切之一，不论在大西洋东岸，还是西岸。

到了20世纪早期，性解救运动已经波及整个世界。国际性的白奴制成为了各国政府与国际联盟的一个重要关切。即使在今天，这项工作仍在继续。多数卖淫皆非自愿，这一观念已在现代西方深入人心，并及于立法和社会政策领域。英国与美国的救济团体，如今往往把焦点放在第三世界以性交易为目的之女性买卖：不过，即使对于这些情况，它们秉持的核心原则仍然与18世纪中期无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