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完美

天主教与新教在性观念上最大的差异，即是新教对于完美之渴求。传统天主教观念认为，肉体欲望应受谴责但无可避免：将其完全束缚是不可能的，并适得其反。因此，性戒律的强制实施，需要一定程度上对于组织卖淫及纳妾姘居的适当宽容来与之平衡。相反，新教倾向于认为不贞之举绝对要被逐出这个世界，或至少基督徒有责任尽量将其铲除。正如克兰麦大主教1552年的教会示范法所言：“偷情与任何一种放纵的肉欲都要接受极为严厉的惩罚，以便能将它们最终从王国根除。”正是基于此一差异，一种对于私人与外部控制更为严格的戒律呼之欲出。

我们已经提到宗教改革运动对于不道德行为之惩处具有的直接影响。这一严厉态度在160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仍在稳定地持续发挥作用，不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教会法庭坚持攻击那种在当时得到最普遍宽容的非法性行为，即两个已订婚但还未成婚的一对男女间的性行为。一开始，这种案例只是偶尔得到惩罚，但到了17世纪早期，婚前偷情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严格关注。在全国不少区域内（约克、牛津、莱斯特、坎特伯雷、埃塞克斯等地），此类控告的数量急剧上升。例如在威尔特郡，16世纪90年代晚期的时候，每年只有少数此类案件接受处理，但在17世纪前二十年里，年平均数已经达到至少五十（还不包括更多难以从现存档案中列举的案件）。可能五分之一的新娘在结婚之时已经怀孕，这表明许多男女在求婚期间已开始性行为。不管怎样，久而久之，婚前怀孕的比例有了明显下降——我们可以借此类推婚前性行为的状况。涉及到偷情与私生子的案件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向：更多的控告，更少的非婚生子，公众行为与态度的真正转变。毋庸置疑，教会戒律的抱负更为远大。当1604年英国国教会之教会法在宗教改革后首次进行修订时，它规定其法庭不仅要起诉通奸与偷情，也要起诉“生活中任何其他的污秽与邪恶”。在文学、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之中，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一教会道德学说已融入人们内心，而公众对于不贞之举也怀有敌意。显而易见，只有婚内性行为才正当，这一原则得到支持和内化，势力越来越大。

同样显著的是，在17世纪早期，教会最有权力的法庭——高级调查团，多次惩罚有过通奸及其他性犯罪的绅士与贵族成员。其中的一些诉讼可能至少部分带有政治上层权力斗争的目的，但无论如何，它们都表明此一时期内，即便最有地位之人的性过错都得被视为公共罪行。1634年，亚历山大·凯夫爵士被其教区法院勒令赎罪，须支付高达五百英镑的罚金，并被关入监狱，直至找到保释金，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顾之前的警告，坚持与艾米·罗保持通奸关系。同一年，利奇菲尔德的托马斯·科顿与多萝西·桑顿被其教区法院与地方教堂判处赎罪，罚金五百英镑，并被送进监狱，因为他们通奸：直到1639年冬天他们还被关在那儿。兰开夏郡拉福德的托马斯·赫斯基思先生，因为与多个人通奸而被处以一千多镑罚金，并被勒令在约克与切斯特的大教堂以及他自己地方的教区教堂赎罪：他还被投进监狱，直至他能够提交一大笔保释金。萨福克与法兰克伯爵之子罗伯特·霍华德爵士和白金汉公爵的妻姊波倍克女士，两人在什罗浦郡深处同居。当他们在1635年春天到伦敦旅行时，国王亲自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他们的无耻行为采取措施。他们立即被逮捕拘禁。男方被处以三千英镑罚金，并在监狱里被关了数周；女方则被勒令在教堂公开忏悔，像其他通奸者一样，赤着双脚，套着白袍。同样的态度所在皆是，如今我们可以从当时对于上层人士不贞之举的大量公开、随意的批评中窥知此点。在政治诽谤、嘲讽文章、讽刺作品及其他形式的写作与行动中，上流社会的不道德行为几乎无可避免地成为尖锐谴责的靶子，这反映出新教对于罪恶、社会秩序和神圣报应之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

宗教改革另一个主要后果乃是，在新教徒内部，关于性监管之界限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观念分歧。几乎人人都公开赞成不贞之行应当受到严厉对待，而新教徒犹有怨言，现有的惩罚过于“微不足道”。伊丽莎白女王在1585年被警告说：“上帝因而一定对于陛下您十分震怒。”这是耻辱，诺福克郡牧师威廉·扬格1617年抱怨说：“这座英格兰如此闻名的教堂对于通奸的谴责除了一件白袍外，竟然没有更严厉的方式。”然而，人们对于究竟如何进一步处理则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