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最后的宫殿（第2/11页）

就孝庄而言，临终找了两条并不太重要的理由，就决定与丈夫异地而葬，显然有些理屈，而康熙父子在转述孝庄遗嘱时，前后不一，也给孝庄葬地蒙上了神秘莫测的面纱。

其次，这样的安排与传统的夫妻合葬习俗背道而驰。西周时，诸侯国君的王墓出现夫妻合葬的现象。这种合葬，书中释：“合葬之礼，非古昔之法，从周公以来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所谓合葬，典籍解释：“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即帝后坟墓只要在同一茔域，就是合葬，不一定同在一个坟头之下。那么，皇帝先死，皇后另建坟墓葬于旁边，也属合葬的范畴。所以，古礼中对合葬的解释，就同孝庄、康熙、雍正等的看法大相径庭。

孝庄在临终遗言中，还曾提到“惟世祖之兆域匪遥，母宜从子”。这实际上是个荒唐的理由。若论舍近求远，古礼所无；若论母宜从子，夫妻之宜则显然相悖。就连对孝庄备极孝顺的康熙帝对此也是顾虑重重。“奉暂安处至三十八年之久，盖慎之也。”虽然玄烨遵遗命选择遵化昌瑞山，但圣祖在以后的三十几年中，迟迟未解决孝庄陵地，而只以暂安奉殿称之，既遵循了祖母的遗嘱，又没有明确葬地，真是一个聪明的两全之策。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康熙帝多次对臣子说“朕以孝治天下”，于是，选择昌瑞山为其葬地，“以便岁时奠献”。可是，玄烨为了尽孝道即将祖母葬于遵化，那么此种做法对于太宗来说，使他们在九泉之下夫妻未能相聚一处，是否算是一种孝道呢？

康熙帝的心里不可能没有这种顾虑，也怕后人指责其做法荒谬，因而准备了许多理由备考后代追问，让后人谅解其不得已的苦衷。

最后，许多观点认为，昭西陵的选址没有“风水”可言，孝庄葬地太将就。

顺治帝的孝陵在昌瑞山主峰南麓，始建于康熙元年九月，其规模从南至北达5公里多，占据了这里的中心至尊地位。按这种安排，顺治以后的诸帝后陵及妃园寝，都要以此为中心，即所谓《周礼》中“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葬法。孝庄要葬在这里，确实为玄烨出了难题，即在孝陵的左右两侧，无法安排孝庄陵寝。

玄烨选择了风水围墙之外的左侧为暂安奉殿，将孝庄陵寝与围墙内的陵寝划分成两个体系。但即使如此，若以孝陵为中心，其东南左侧位置仍低于孝陵的至尊地位，就不能说是一种孝道之举。再者，玄烨所说暂安奉殿之地，是一处毫无风水可言的平坦之地。

关于风水，专家解释：“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清代，众多陵寝均有龙脉、方向、砂山、案山、朝山、水脉等风水要素。以此看暂安奉殿的风水，除了方向坐北朝南之外，陵寝的其他风水要素均不具备。这里既无后靠、前照、近案、左右护砂等山脉，左右前后又无河水夹流；其地势南北高低一致，也不利于雨水的下泻。可以说“暂安奉殿无风水可言”。

在清陵营建之初，朝廷都要派出精通风水的大臣相度踏勘，写出详细的风水说帖上报皇帝。同时，要选择几处，皇帝细心地加以对照，选择十全十美的地点作为葬所，有时会因为一点小小的瑕疵而抛弃费尽心血选择的吉地，乾隆、雍正等诸帝无不如此，就连妃园寝福地的选择也是这样。作为大清至尊而备受崇敬的孝庄太后的葬地却如此将就，不得不使后人揣度议论。

为此，人们以昭西陵为依据，认为太后确实是下嫁了。

关于太后下嫁给睿亲王多尔衮的故事，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就连史学家孟森先生在其专著里也论及此事。实际上，早期的满洲婚姻的确比较自由，“婚嫁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母”。如果是丈夫死去，则“其家男子收为妻，父子兄弟不论也。他适，则人笑其不能赡其妇”。后来，满洲的婚姻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步走入正轨，但这种收继婚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所以，如果太后出于种种目的，或政治的，或情欲的，而下嫁（或曾私通）并不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不过是这种事情出在皇家而有失脸面。加之后来多尔衮被论罪削爵，因而在皇家史书中此事隐匿不记。

那么，太后如果真的下嫁给多尔衮，就太后本身而言，她留下遗言不合葬昭陵，其心情可以理解。将陵寝建于遵化而不归沈阳，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是以懿旨的形式出现，而只由康熙帝在一次谕旨中顺便指出，那么，孝庄是否下过这道谕旨就值得怀疑。即使真的下过，孝庄出于面子上的原因，由皇帝下旨转述，或许是出于某种忌讳？就玄烨而言，祖母下嫁他人，固然不便合葬昭陵。但由于清廷并不承认下嫁实有其事，所以，将二人分葬，于理不通。况且，死于顺治六年的孝端文太后，已有祔葬昭陵的先例。这样，分葬等于给后人留下了话柄戓悬念。直至今天，这个悬念还没有真正解开。